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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第一次派我14旅和皖南共产党的新四军交战时,我就想实现愿望。但事先没有党关系人的联络,对方不了解,没有成功。反而由于我战斗不力,引起了日伪的怀疑。他们以我旅驻扎地发现霍乱细菌为名解散了14旅,并说我也可能染病,强制住院,欲加害于我。我自带医生,拒服他们的药,拒打他们的针,过了一周,没发现我有传染病,放我出医院,我又找到黄浦军校的老同学,又帮忙谋了个参谋部参谋长的闲职,没有军权。为找抓军权的机会。借在黄埔军校时曾见过汪精卫,直接冒昧地找汪,自述我只会带兵,不会干别的,要求搞带兵工作。

  “1944年夏,汪精卫让我任南京警卫三师师长。我总结了第一次反正的失败经验,决定从头来。全师干部都是上面派的,中级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校学生,不可信任。于是我自掏腰包在师内自办几期班长军事训练班,选的学生都是老实忠厚的下层官兵,多是从农村直接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因此办班也师出有名,其实是将官兵关系变成师生关系,消除隔阂,培植亲信。

  “我又逐渐在周围寻找地下共产党,果然通过下棋聊天找到了当时打入汪伪军部任主任参谋的徐楚光,彼此探索、考验,终于沟通。

  在1945年8月,在徐楚光的协助下,实行了起义回归的举动。带回三千战士,重机枪三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一十七挺,弹药数十万发。

  “当时起义阻力很大,日特、汪特、蒋特都对我三师监视很严。我一面暗中积蓄力量,一面与他们周旋,麻痹他们。

  “按组织商定的计划,于1945年8月初利用周六日军休息之时,假传伪军委命令:令三师各团‘集结于六合县’佯称‘扫荡’,连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驻扎各地的部队集中,开往通往新四军安徽驻地之路。出发不久,即被敌伪发现,对我师进行重兵包围,截击了半个团。师内蒋方军官也进行阻挠,一个姓彭的副团长,拿出一份蒋介石命令伪军‘不许乱动’的电报威胁我。我立即秘密卸了他的枪支,看管起来。

  “大部分部队在星期日黎明,即到达解放区边界的一个村里。我们借用一个农村大院,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这时我培训的各排排长,将会议围成一圈,凡是进来开会的先没收其武器。徐楚光主持会议,并代表新四军欢迎三师全体官兵起义。然后我宣布现在队伍准备开往新四军驻地,并讲形势,讲文天祥的爱国故事,讲今天是《八一三》凇沪抗日纪念日,讲新四军共产党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希望各位军官能同心同德起义,走光明的出路。如不愿去者发路费回家,如有反抗者,就地枪毙。这些军官大部分是毕业于蒋军校或日军校的青年,在我严密的控制下,又听了一番慷慨陈词,无一反对者,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向皖北开进,前有接应。

  “1945年8月13日到达解放区六合县竹镇。毛泽东、刘少奇来电表示欢迎,并在报上宣传,号召其他国民党部队起义。命名我师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委任我为军长。恢复中共党籍,从1945年算起,这段情况粟裕将军最了解。

  “我终于完成了拉一支部队回到党的怀抱的宿愿,每忆及此,无限欣慰。不久,我部队合编至华中七纵队,我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刘培善、政委陈丕显)我部参加解放六合等的七战七捷各战役。”

  八、起义成功,老母丧命

  父亲说:“我星期六将部队带走,星期天日本人就发现了问题,可警卫三师已达到起义目的地。日本兵只得包围了我的家,除了老母外,已无他人。妻子儿女在起义前一个月送去苏州乡下,也曾让我老母同去苏州,但她不愿离开南京的家,又无法对她明说,虽然我安排了人,在我走的周六那天当晚哄她出来,但不知为何没有接出来,因此老母被日军抓走,受到拷打和折磨。抗战胜利,又被国民党抓去作为人质,周总理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时接她出狱,但已奄奄一息,不久死去。这使我遗痛终身。

  我走后,妻子也曾从苏州乡下来南京寻找我母亲,只见公馆铁门紧闭,日兵把门,哪敢接近,满街的告示:‘以千两黄金买钟健魂人头。’”

  1945年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父亲不用钟健魂的名字了,改回在黄埔军校起的另一个名字——钟血浪,同志们帮他把“血”字的一撇去掉,于是他后来就叫“钟皿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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