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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2)


  “那未必。”他淡然说。

  “为什么这样说?”

  “以后要卖地、自己发展、盖楼,港府不知怎样玩(刁难)你,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以玩死你的。”

  “港英方面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主要还是朝鲜战争的那段经历,我们认为是爱国的商业行为,港英方面却说是走私,一直对他有歧视。”

  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经历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于1955年,被传递解出境,此事至今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港府所为;而这次,却是港府歧视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行为。

  海军船坞投而不得,固然对霍英东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对他的打击却很大。通过此事,霍英东清楚地看到港府对他有歧视,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他因此很担心,不知道港府下一步怎样对待自己。也可能是从此开始,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积极参与地产业社会事务

  自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之后的一两年间,除一些在此之前动工的楼宇需要继续兴建外,霍英东几乎没有上新的地产项目。可能是由于当时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加之有感政府歧视自己,故霍英东那时发展地产业持的是观望的消极态度。

  但是,作为地产建设商会的会长,霍英东却活跃于地产行业的社会事务方面,并在这方面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地产建设商会刚成立不久,霍英东就以商会的名义,向政府致备忘录,凡商会会员建筑地盘施工遇到故障,请求准予延期动工,获政府批准延期一年免予罚款;敦促政府改变开投公地方法,暂停开投屋地,以调剂地产市场,此建议最后也获政府接纳;提供意见,要求港府健全售楼制度,完善大厦管理;发起、举办楼宇模型展览,为市民介绍香港近年地产业发

  展的状况,活跃、刺激沉闷的楼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在60年代中期,协助香港建屋贷款公司,推行以照顾香港白领阶层为目的之廉息贷款建屋计划。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公开发表一些关于地产市道走势的讲话。1967年元旦,霍英东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题为《一九六七年地产业与香港经济展望》的文章,畅谈地产形势。他在文中列举种种理由,阐明香港市道可望于1967年复苏:第一,香港自然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每年增加人口10余万人,每年需要楼房约万余套;第二,过去经营地产者,在无利可图之情况下,放弃经营,形成地盘开工者少,楼宇减产;第三,港府不断对地产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第四,经过两年来销售,尚存新楼不多,将来现货更感缺乏,有供不应求现象出现;第五,银行方面体谅地产业一时艰困,对于贷出款项,多不予以过分追迫;第六,东南亚局势动荡不定,不少游资流入香港,部分亦会投入地产业。

  正如霍英东所料,香港地产市场在持续两年的低迷、疲软之后,果然在1967年初出现复苏景象,不少地盘先后动工,打桩声此起彼伏,楼宇交投活跃起来。

  但是,地产市道初现复苏,只是极其短暂的回光返照现象。当时,香港正潜伏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动荡已经隐约可见。

  改组霍兴业堂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霍兴业堂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其股权原来只由霍英东和其大太太吕燕妮持有;而后股权有所变化,主要股权分配给霍英东和吕燕妮所生的几名子女,少数股权分配给其母亲刘氏、其妹霍慕勤和二太太冯坚妮。

  1967年2月,霍英东成立一间名为Beaulieu的有限公司,将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转移到

  这间公司去,但保留其家人分取利润的权益。

  耐人寻味的是,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并不是霍英东及其妻子、儿女,而是另有他人,分别是其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以及霍铭波、彭延匡和屈洪畴,其中屈洪畴是霍英东多年聘用的会计师。由于霍英东的家人仍然操纵新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并保留分取利润的权益,故这5个新股东并无染指他家人所收受的股息之权益。这样的安排虽然很少有,但用意却很明显,霍英东并不是要放弃对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而是利用Beaulieu遥控霍兴业堂的业务和资产,而那5个新股东,充其量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虽然,1967年2月,主要是由于受内地时局的影响,“文革” 式的工潮在香港已偶有发生,香港隐现了时局不稳定之征兆。但一般而言,若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投资者会对商业活动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犯不着对自己的公司大动干戈,更换股东和重组股权结构。故而霍英东有此一着,应该与时局没有太多关系,倒是有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及由此生发的心境有关。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从此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自己可能遭不测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更清楚看到港英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也明白到港英当局不满他在香港工商界坐大,且要限制他的发展。既然有了这种心境,那霍英东改组公司、对公司权益进行调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说,那时,霍英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

  不测之祸,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这也

  可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那时,霍英东于商界隐退的想法已十分强烈。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做出了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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