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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3)


  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东虽然受了重挫,损失惨重,但那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政治迫害”所致,并非他的投资失策。霍英东是一个商业奇才、投资高手,这是人人公认的。

  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仍然看好地产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对我说:“当时,霍老板交待我买一百几十个地盘回来,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盘在报纸上登出来,中环一带的是200多元1英尺,湾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盘甚至一分钱不要都有人愿意转给你,因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价。但我没有拿回来。不然的话,以后把

  一些地盘转卖给新鸿基、长实,就发大财了!”

  而霍英东自己,并没有因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产市道仍然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之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界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 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不少人因此感叹说:“若不是港英政府与美国政府联手施‘政治迫害’,则当今香港十大地产商之首,极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执地产业牛耳的霍英东!”

  港府不让霍英东发展货柜码头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坐大之外,港府似乎还想在其它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

  据霍英东自己所述,他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时,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这个潮流,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于是划出葵涌的几幅海边地皮来发展。我和董浩云那时对此都有兴趣,但顾虑也是有的。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有一次,在对我谈起与董浩云的关系时,霍英东主动提起这段并不太为人所知的往事。

  “那时,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最大的那个码头,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码头,最早是由我一个人独力投得的。我虽然没有货柜船队,但我当时计划以私人公司形式经营公众码头,我没有船,但可以让所有的货船来停泊,就像机场公司一样,自己没有飞机,航空交通就交由航空公司,我只提供码头场地……”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我问。

  “不是自己不想做,困难虽然有,但自己当然有信心,比如我和政府签合同供应全港的海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沙的情况。港府当时节外生枝,要我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让我做。其实,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

  “港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限制你?”

  “我当时对港府说,就当我是向政府买幅地盖房,盖了房之后,有无人住是我的事。又如我盖写字楼,你无理由要求我要保证有多少人来租用才给我发展。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投资建起了码头,有无货柜箱,是我自己的事,蚀本也是我自己蚀,不关政府的事。”

  “说到底,政府是不想给你发展?”

  “这是没理由的,港府是出一些难题,不让我做。所以,我干脆放弃了,后来港府转给了几个做货柜船的公司经营……”

  而霍英东得而复失的葵涌第一号货柜码头,后于1972年5月建成启用。

  货柜运输业发展迅速,并很快就成了世界运输业的主流;香港也正是凭着拥有吨位大、服务一流的货柜码头等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海运中心之一。

  货柜运输业自兴起之后,在短短20多年间,虽然几经沧桑,其间又曾受到海运业出现大萧条的世界性危机的严重冲击,但货柜码头经营至今仍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霍英东因港府的歧视,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盘可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大生意。

  如果不是因为港府的歧视,说不准,霍英东在继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地产大王”之后,又有可能再成为货柜码头行业的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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