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霍英东全传

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中国重返亚足（2）

　　一次，我和霍震霆坐在车上，问起这段往事，他一边笑，一边回忆说：“讲起来，真是好笑到极。台湾方面那次有5个年青人参加大会。吃午饭时，国际足联秘书长突然大声说：‘各位，支持中国内地的，这边请，由霍震霆请客；支持台湾的，那边请，李惠堂请客……’我感到很荒唐，李惠堂也是香港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中华游乐会打球。当时，体育就是政治。结果，人人都可以吃两餐，吃完我请的，再吃李惠堂请的。在香港，我们踢足球，东升对东方，东方是亲台湾的，于是有报纸称这是‘国共大战’。”

　　李惠堂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将。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前辈校友。李惠堂从少习足球，不足20岁时就加入南华体育会足球队，由乙级升上甲级；1923年，他参加中国代表队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夺得冠军；第七届中国队蝉联冠军，李惠堂也因此声名远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及作为奥运国脚(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员。他踢了20年足球，大约射入了2000多个球。抗战期间，李惠堂曾返内地从军，官至少将。1954年，他发起组织亚洲足球协会，曾任会长12年，又曾出任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他和霍英东父子都较相熟，常在中华游乐会见面，但由于他长期代表台湾方面，故而在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尤其是在讨论内地与台湾的国际体育会籍问题时，他们是亦友亦敌。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其实，在法兰克福之前，霍英东已经在羽毛球方面尝试帮助中国重返世界体坛。

　　1973年，中国羽毛球应邀到泰国曼谷参赛，霍英东也率香港队参加，当时的国际羽联秘书长谢勤也应邀前去观赛。那时，泰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边赛在家里设宴款待谢勤夫妇、霍英东和中国体委官员。席间，霍英东向谢勤提出“驱蒋”的要求，但谢勤态度很强硬，坚持“两个中国”的主张，商谈毫无结果。

　　拜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

　　“在法兰克福失败后，我就决定转从亚洲足协入手，解决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霍英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那时，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东南亚到处参加比赛，还两度赢得亚洲足球冠军，影响很大。当地华侨不理政治问题，见到中国人赢球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台湾的足球队，几乎都是香港球员。我们当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职业球员不能参加所谓‘中华民国’的台湾队。

　　“1974年秋季，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亚运会。亚洲足协也选择在亚运会举行期间，在德黑兰开会。当时的亚洲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亲台的。我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足协会议，震霆也参加。我事先已经联合一些代表，筹划驱逐台湾出会。按照章程，一般申请要提前两个月递交，才能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只是提前两个礼拜递交给亚洲足协，但那时大会的议程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印了出来。

　　“大会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达德黑兰，在那里等候东姑拉曼。东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飞抵德黑兰，接着又连夜和各个执委开筹备会。我老是想向东姑拉曼打听是否将我们的申请列入大会议程，但执委开会开到很晚，会后东姑拉曼因疲劳过度急需休息，我和他会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访东姑拉曼，向他提出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但东姑拉曼说，北京以驱逐台湾出会为前提，实现难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请报告太迟，不符合大会所有议程必须提前两个月提交的规定。东姑拉曼以此为由，表示免谈，并对我说，执委会已决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再说。”

　　“若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两年才能重提这个问题，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连忙想办法寻找其它途径。上午开会，国际足联会长作报告，我坐在那里没心听，只是埋头翻查亚洲足协章程，发现有这样一条条款：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之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我如获至宝，即刻找对中国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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