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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2)


  1981年11月底,何贤和霍英东同时应邀上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对加强全国人大常委权力机构作用问题提建议。

  1981年12月,他们两人又同时上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霍英东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国家利用外资应该通盘考虑和量力而行,必须多了解投资者背景,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条件和可靠性。他还谈到他和何贤捐资、投资兴建的番禺宾馆和中山温泉宾馆,说这两个项目的设计施工都是靠国内的力量,设计的完好和建设速度之快都令人满意,故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内的力量。

  一位与霍英东、何贤都十分相熟的人士曾对我说及他们两人的关系:“何生和霍生是很要好的朋友,何生除了好赌以外,各方面都很受人尊敬,他帮过霍生,比如带他回乡下寻根,为霍生回内地投资拉线;但何生经济状况不好时,霍生也帮不少忙,比如他和霍生一起给内地捐赠或投资,他那部分有时是霍生帮他出的,大家关系很好!”

  在1978年至1983年,何贤是霍英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们之所以在那段时间走在一起,正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他们同时患上癌症的消息传出,有人称这回他们是“同病相怜”了。

  霍英东和何贤虽然“同病相怜”,但最后的命运却并不相同。

  霍、何都是中方的老朋友,过去,中方在港澳的工作,对他们倚重很深。这些年,他们率先回内地投资,为内地的建设出钱出力,更为中方敬重。内地方面得悉他们患上癌症,甚为关切。

  据闻,内地方面当时曾建议何贤去北京接受治疗,表示中央和国务院会给予特别关心。但何贤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到美国接受治疗。

  何贤到美国治疗后,病情未见好转,后又转回香港治疗。1983年11月15日,何贤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家乡番禺一次。11月24日,何贤在家乡住了10天后,要回香港继续治疗,当经过他和霍英东捐助正在兴建的大石大桥时,泪流满面,舍不得离开家乡。12月6日,何贤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等发来了唁电,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参加何贤的追悼会后,还亲自为他扶灵。
  中方建议霍去北京理疗

  关于霍英东治病的情况,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在他的香港回忆录中提及:“霍英东去北京治疗前,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电报报告这件事,并派专人去卫生部、港澳办交涉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负责人在接到我的申报后做了专门的批示,卫生部因此十分重视,集中了全国的名医到北京为霍英东治病。不久,霍英东康复了,回香港后,他对我表示感谢,用了四个字:‘再生之德’。我表示不敢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霍的关心,我们应该做的。”

  霍英东曾对我谈及他患病、治病的事,但他所讲的情况却与这段回记录所写的有较大出入。

  “当时,我这里有一块东西,我初初认为是鼻咽癌。”霍英东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

  “何鸿超是香港治疗癌症方面最有名的专家,我找他检查,原来是患了淋巴癌,同我老窦(老爸)当年患的病症一样。那是1983年5月。接着就在香港做了切除手术。给我做手术的都是香港最好的医生,一个是陈鸿章,一个是何鸿超,还有一个港大的教授,这个教授是梁智鸿(立法局议员)的老师,梁智鸿当时也参与手术。切除之后,最关键还是要理疗,理疗得好,病症就不会复发,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后来就决定到北京进行理疗。”

  “去北京理疗,是不是由那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联络和安排的?”我问。

  “可能不关他的事,他是1983年7月1日到香港任职的,我8月份就启程去北京接受治疗,但五六月份就已经着手安排好了。

  “最初,我到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找李振权医生,李振权是国内治疗肿瘤的权威。那时内地的肿瘤医院设施很差,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电梯是没门的,我见到一些纱布与饮茶的杯混在一起,医院的空气很不好。李振权建议我到美国一家肿瘤医院治疗,他说那是美国治疗淋巴癌最权威的医院,他儿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读医学。去哪里治疗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中方已经帮我联系好北京的医院。”

  “你当时打算去哪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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