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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战争结束(4)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员长的办公室里，结果最后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护，当蒋介石吼道：“枪毙！”时，他脸都吓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几天过去了，他仍然活着。等他缓过劲儿来时，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但是他却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原来蒋介石常带着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话是“强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地方音，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蒋介石还有其他影响别人正确理解他的意思的习惯：他喜欢点头，即使他不同意说话人的观点。这是蒋介石的个人习惯，并非中国习俗。 　　在他与史迪威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个习惯或许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乱。根据《大公报》胡霖的说法，他们两人最后闹崩是因为史迪威建议使用共产党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条件是向他们提供美国的武器弹药。虽然史迪威拒绝与周恩来会面，但史迪威的美国顾问与周恩来的助手来往密切。（这些美国顾问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会在后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顾问都积极支持延安，那么即使不存在别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难赢得委员长的信任。 　　1944年9月，由于军事前线吃紧，蒋介石十分有礼貌地请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国军队调一部分保卫云南省的龙陵，缅甸公路从这个地方横穿而过，而且当时此地正处在日军的压力之下。 　　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请求，并火冒三丈地电告马歇尔，要求给蒋介石写一封口气强硬的信，逼他就范。其实，既然蒋介石是按规矩“请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调动部队，那么史迪威大可不必这样做。 　　马歇尔亲自口授了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在签上罗斯福的名字之后就于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里，这封信他读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强硬的措辞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帅所有……部队”，并不加掩饰地威胁说，美国有可能撤回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为了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看看死对头的狼狈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去送这封信。在进会议室之前，他把信给赫尔利看了，赫尔利建议他缓和一下语气。但这正是史迪威不愿意做的事。他走进会议室，把未经任何删改的汉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读信时十分平静，没有让史迪威享受到胜利者的欢乐。 　　然而史迪威知道，这一击正中要害，他在日记中用十分粗鲁的语言写下了他当时的想法。他“给这个花生米塞了一把红辣椒。”他还写道：“这一刀正好扎穿了这个混蛋的心窝。”在宣布散会之后，委员长像他的侍从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大发了一通脾气。 　　蒋介石让宋子文给他出主意。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除掉史迪威同时又保住租借物资。 　　蒋介石决定向罗斯福摊牌。9月25日，他电告总统，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这时，罗斯福终于意识到让史迪威继续呆在重庆已没有必要，他在那里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但罗斯福仍想在东亚继续让史迪威施展他的军事才能。因此，罗斯福作出了一个妥协的反应，10月5日，他答应蒋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又建议让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期间继续留在那里。 　　但是，蒋介石不会就这么便宜罗斯福，在9日给总统的答复中，他长篇大论地分析了开罗会议以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并不无正确地指出，由于把他手下由美国训练的军队派去了缅甸，结果使他在日本大举进攻华东时，处于兵力不足的危险境地之中，无法抵挡日军，对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他接着写道：史迪威“对华东战局的成败毫不关心”，而且拒绝向那里发放租借的弹药。“简言之，我们夺取了密支那，但却丧失了整个华东。”由于当时蒋介石是在罗斯福的强大压力下才向缅甸派遣部分Y军的，所以这封信不但批评了史迪威将军，而且也间接地批评了总统。 　　这一回，总统算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临行之前，委员长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别绶章，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绝了这个奖赏，但他咬牙接受了随后举行的告别茶会的邀请。告别会上，蒋委员长得意洋洋，口若悬河，而史迪威则闷闷不乐，一言不发。27日，这位“刺儿头”飞离中国，一去不复返。 　　随着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继于1944年9月和11月离去，中美关系上第一阶段的误解就此结束。、而他们的继任者的到来，又揭开了第二阶段的序幕。这个时期的误解在深度上并不亚于前一个阶段，但在性质上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史迪威已识破了蒋介石的军事意图，而高斯则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张。 　　蒋介石拒绝向日本人进攻，使史迪威处处碰壁，就这一点而言，人们无法不对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这个人视野狭窄，缺乏政治头脑。当蒋介石仍然大权在握时，他却在做在华所有中美两国军队总司令的美梦，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将军和高斯大使受职业外交顾问的影响很深，他们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了这些顾问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顿·戴维斯担任“（他）这次任期的联络官。”戴维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新教传教士。约翰·斯图尔德·谢伟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为使馆人员来到中国，当时在中国的其他职业外交官都有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是由他们负责中国问题的上司范宣德批转的。 　　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曾名扬一时，他们都受到了长时间的调查。他们的案子引起了轰动。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断送掉了。 　　庄许多年之后，重读他们当年从重庆寄回的描述当时情况的信件，稍有头脑的人便能看出，这些信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共产国际的特务。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发自中国的报道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强大而且最终是决定性的影响，使美国脱离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蒋介石政府，而转向了毛泽东的共产党。 　　如果说他们不是“共产党的人员”，那么其他在那关键的几年中深得总统和国务卿信任的美国顾问们则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约瑟芬·特拉斯洛·亚当斯女士，尽管她当时和美国共产党的主席厄尔·白劳德工作关系密切，但却能时常接近罗斯福总统。 　　实际上，美国在重庆的大使馆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即是现实的，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们的信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在远东的扩张野心，他们认为：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跟随苏联的，但是现在民族主义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态度；中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共产党取胜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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