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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取讲武堂

  在卫队旅旅部当上士期间,张学良看我的字写得不错,便推荐我考东北讲武堂。我于一九二三年冬考取讲武堂,为第五期。

  上讲武堂后我学习很吃力,因为我只念过三年多小学,现在却要学几何、代数、三角及化学等课程,但我想办法努力补课,终于赶上了。同时,我还到青年会学习英语。

  东北讲武堂主要培训军事人才。一九○六年,赵尔巽作东三省总督时成立的,只办了几期,因为改入民国,就暂时停办了。一九一九年,张作霖为增强实力,培植干部,筹划巨额经费重办讲武堂。地址仍在沈阳小东门外近郊,规模宏大,有容纳几千人的营房,有大操场,从沈阳市里一出小东门,即可望见一大片青砖瓦舍。张作霖自兼监督。教官多为东北籍的北京陆大毕业生或留日士官生,郭松龄就是其中之一。

  新办讲武堂第一期,张学良就参加了。同时参加的还有东北军一些高级军官子弟。讲武堂学员,照规定要列明军籍,大小是个官,才算合格。张学良入堂资格,是卫队营的“见习排长”。张作霖盼望儿子获得军事学识,造就成一个良好的军人,便把张学良送入讲武堂,特地嘱托郭松龄,务必从严教管。他自己也时常来到讲武堂,视察一切。张学良学的是炮兵,测量角度,精算距离,加上一般堂内功课,已经相当繁重,每天还要进行五六十里路急行军的练习,更是吃累。郭松龄要求极为严格,触犯军规,轻则罚站,重则罚跪,还要受一顿申斥,说张学良来到讲武堂便不是少帅,而是一个普通学生,一切应受规章制度的约束,不得胡行乱走,他受老帅重托,要管教张学良成人,管不好张学良,也休想再管别的学生。张学良却也深刻自责,循规蹈矩。只一年时间,身体便锻炼得十分健壮,军事学识也有极大收获。他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并非教官偏向,实为自己努力用功所致。张学良一生只入过讲武堂,并未进其他任何学校。他曾刻一方“十八冠军”的印章,纪念此事。

  可能从第四期起,张学良即作讲武堂的学监,后又自为监督,并一度在北京设立分校。东北军由讲武堂出身的,多半是张学良的学生,东北军能自成一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讲武堂来维系。一般下级军官,以至士兵,第一步须入教导队,为期三个月,或者半年,毕业后入讲武堂。东北军的骨干,全须经过讲武堂一番训练。张学良曾计划将东三省海陆空军事教育机关,归并于讲武堂内,成立东北军事最高学校,后因“九一八”事变,未得实现。

  一九二四年秋,讲武堂停课,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当时奉军作战计划,分三路进兵,张作霖为总司令,张学良为左路(亦称东路)司令,张作相为中路司令,张景惠为右路司令。

  张学良初次临阵,勇气十足,指挥策应,谨慎小心,进退迅速,节节胜利。但西路指挥无方,不能把握军心,不几天便垮了下来,累以东路不得不自动撤退。

  第一次直奉战争,东北军吃了败仗,退回关外。

  第二次直奉战争,东北军齐向山海关集中,五路进兵。五路之中,张学良担任山海关正面,从九门口布防,直到绥中县的万庄,是全军主力所在。姜登选等作策应。张作相、吴俊陛两路,分向热河进攻,牵制直系军队。张宗昌专打冷口。

  这次和奉系作战,比第一次条件优越。第一次东北军前方,距离大后方沈阳远,补给困难。又因京汉、津浦两个战场,兵力分散,策应也不灵活。况且平原作战,一败则无险可守。第二次作战,山海关距离沈阳仅八百里,运输方便。关内外山岭起伏,据险设寨,颇得地利。兵力也集中,打起来很容易取得主动地位。这次,东北军最得力的武器是迫击炮,最出力的是张学良,旧部二六旅,以家乡子弟居多,打得最起劲,仅九门口一处争夺战,就有数次,双方死伤惨重。锦州后方医院,住满东北军负伤官兵,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担任慰问工作,也很忙碌紧张。

  这场恶战,足打了半个月,最吃紧的时候,张学良七天未曾合眼。张作霖坐镇沈阳。直军方面,吴佩孚在前线忙着督战,后方空虚,这时,冯玉祥回师北京,囚禁曹锟。于是战事急转直下,东北军重又入关。

  在这次战争中,我被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旅,在第一团第一营一连当排长,作战时代理连长。战斗中我负了伤,经郭松龄夫人亲自关照,得以及时送进沈阳英国人办的小河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医疗设备条件都很好。住院期间,郭松龄夫人曾到医院看望。郭夫人韩淑秀,奉天女子师范毕业,教过书,思想进步,热心妇女运动,办军民同乐会,慰劳伤兵,有办事能力,和郭松龄可以说是患难夫妻。

  两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和郭松龄是最为辛劳的有功之臣,江苏督办一职原已允诺委任郭松龄,但一经发表却是杨宇霆。而当杨宇霆被孙传芳打回沈阳,请求张作霖出兵,再下江南,主力又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所部的一、三联军。郭松龄深感旧军队的腐败无能,决心在此时倒戈。张学良碍于和张作霖的父子之情,未和郭松龄共同起事。郭松龄倒戈受挫,和夫人韩淑秀换装成乡农打扮,躲在农家白菜窖内,被王永清拿获,就地枪毙。尸体运回沈阳,在万泉河体育场,陈尸三天。当我看到时掉了眼泪,就不想在东北军干了。郭松龄的死,实为张学良建设东北新军的一大损失,失去一个臂膀,在改编郭松龄残部时,悲不自胜。后来曾说要给郭氏夫妇建墓竖碑,以作纪念。

  郭松龄倒戈时,高纪毅任郭部第十九旅旅长,勇敢善战,节节进展,占领了新民屯。当时张学良住在兴隆店,高纪毅打军用电话给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能倒戈,否则明天准作俘虏。又奉劝张学良,不然还是及早逃走。倒戈挫败后,高纪毅到天津躲起来。张学良打听到他的行踪后,写信叫他回沈阳,保证无事。高纪毅回到沈阳,由副官处长升任北宁铁路局长。以后又作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掌管东北交通大权。

  我参加直奉战争后,一九二五年春讲武堂复课即回校继续学习。同年十月毕业,正值郭松龄倒戈受到挫败。我对郭松龄夫妇比较信任,寄予希望。对于郭氏夫妇同遭惨死,很伤心,从而产生消极失望情绪,分配我任新兵营长,我不愿干就离队回家了。十二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我到锦州,分配担任他的少校副官。

  从此,我即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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