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五

　　五、热河抗战

　　一九二九年春，我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旅部驻在新立屯，后移驻黑山县。旅长缪流，副旅长杜国恩，参谋长邢培朴，副官长朱逢源。

　　一九三○年冬，十六旅入关，先在杨柳青驻防约一年，一九三一年夏移驻北平南苑。这时，参谋长改由邓玉琢担任，我仍任参谋处长。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日寇逐步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当时，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发军饷，他的嫡系军队发百分之百，对我们先是二八，而后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们受打击，遭歧视，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加上共产党关于抗日主张的影响，以及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带领义勇军英勇抗战的推动，特别是江桥一战，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东北军有很大震动。因此，有志之士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的局面有了变动，于学忠代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宋哲元代刘一飞为察哈尔省主席。于学忠和宋哲元都是山东人。于学忠在河北，态度强硬，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宋哲元是东北军名将，颇具深心，察哈尔省与日军一时尚无正面冲突。形势严重的是热河省。日本人已将东北三省，强行分为南满北满，同时又以东北四省的口号，将热河包括进去，并且扩展伪满洲国外围，随时可沿锦州、朝阳一线，从锦州进犯朝阳，深入热河腹心。如果热河失守，北平以及整个华北的形势就将变得异常严重。因此，要保卫北平，保卫华北，就必须坚守热河。当时热河省主席是汤玉麟，他在热河普遍种罂粟花，公开贩卖大烟土，张学良几次想更换他，只是没有适当机会，又恐生硬更换，使之倒戈，甚而投降日本。宋哲元主政察哈尔，过一段时间，当可取代热河。

　　张学良对“九一八”后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屡次电催南京，调动劲旅，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力抵抗，再也不能拖延迟疑，误国误民。但在南京方面，虽然也喊抗日，也知道时局的严重，却只是发些空论，实际上并未发过一兵，也未拨过军饷。蒋介石曾有密电，说是局部战事，不可把平津陷入旋涡。当时，北平、天津都在东北军军事范围以内。蒋介石甚至在手令中说：“中国的武装不行，越打失地越多。”一九三三年初山海关失守，日军开始进攻热河。二月间，蒋介石也只是让宋子文北来一看，掩人耳目。时值塞上严寒，下了很厚的雪。张学良特为宋子文制作了皮大衣皮帽子，并亲自陪同他到热河承德，察看形势。同去的有杜重远、王卓然，以及很多抗日人士。在承德与汤玉麟谈到作战问题，宋子文拍着胸膛，说军费包在他的身上。然而当他回到南京，军费一事则杳无消息。此时，日军已在热河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飞机、坦克，上下齐攻。日军尚未到承德，汤玉麟就不战而退，溃不成军。张学良只好派刘一飞到古北口堵击，形势极为紧张。万福麟部，纷纷从叶柏寿、平泉一带向长城喜峰口后撤。继之喜峰口失守，又被宋哲元的大刀队奋战夺回。

　　十六旅是在一九三二年冬，奉命开赴热河，在喇嘛洞子一带布防，构筑工事，准备对日作战。在这里防守期间，和日军时有接触。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因防守左翼万福麟的二十九旅被日军突破，部队退到都山县。二月底，又退到长城义院口一带防守。十六旅旅部驻在抬头营。防守部队在喇嘛洞子迎头痛击敢于西犯的日军，敌人死伤惨重。我部缴获许多战利品，其中有敌部队的各种旗帜、战刀、机枪、通信器材，以及日军的护身符“武运长久”、“护心佛”等。我军伤亡不大，受到张学良嘉奖。

　　十六旅奉命撤退到青山口。六四七团团长田朝凤担任后卫，却先率部仓惶撤退，造成混乱。田朝凤被撤职、追究责任，营长赵雷畏罪带队投敌。逃过去不久，约一两日，赵雷即派一个缪流的老友来见缪流，告状说情，怪田朝凤不好，他自己是怕遭陷害迫不得已而出走。当夜缪流、邓玉琢两人找我在缪流的办公室说，赵雷派人来，是缪流的老友，人是可靠的，能带我去看赵雷部队情况。因为我曾兼任该旅军官训练教导队队长，对全旅连排干部都熟悉，缪流派我去劝说争取拉回部队。缪流要我次日早即随来人去了解赵雷部队情况，看情形做点工作，不要冒险，并察看敌方布防情况。当时三人即一起拟好电报，报告张学良，说派我去了解赵雷叛部和敌方布防情况。

　　次日早缪流即找来人和我见面，当时说好要来人带我到赵雷部队了解情况。随后即出发，通过何柱国在山海关附近的石河防线，在山海关车站附近一个法国人开的饭店吃午饭，即出长城。约行十余里，在一个小山村头，见到赵雷骑一匹白马来。见面后，赵雷先说对不起旅长，怕被陷害才投敌。我回答说，此事已查清，并已作处理，旅长很关心你们，要我来看看你们。说完后，赵雷随即带我，到村里一家院内。在那里，早有三个穿便衣青布棉袍操冀东口音的人等着我，进屋后经过介绍，说是什么绥中司令部来的，一个可能是副司令或参谋长，其余二人可能是参谋。先由赵雷讲他的部队，已扩编为一个总队，三个大队(营)，以及扩编增饷的情况。我说，我来是要看部队的，最好能到部队去。他们支吾说距离太远，来往费时太久。以后那三个人也都是介绍赵雷部队情况，如兵饷几等各多少，官长薪饷多少，总的经费多少。其中那个副司令或是参谋长说得多些。我听他们讲来讲去，无非是扩编、增饷等空话，而且三人说的也有出入。我就一再提出要到赵雷部队去，他们则一再支吾。后来赵雷和带我来的那个人先后都躲了。看样子是有意不让我到赵雷部队去，怕我和连排长们见面，就问了问绥中伪军情况，他们三个人也讲得不大清楚，只说正在建立部队，还没有开到前线来。在赵雷驻地及沿路，既没看到伪军，更没有日本军队驻防。

　　前后谈话约一个小时，即吃晚饭。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即赶回抬头营十六旅旅部。晚上到旅部，我先见缪流，告他未见到赵雷的部队，来人没有实现诺言。在敌阵地没看到任何部队，也没有设防，很空虚。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十分焦虑。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旬曾电召我连夜赶往北平。

　　我当夜即骑马赶到北戴河。次日早上火车，下午晚饭时到北平，住花园饭店，当即打电话给张学良侍卫长谭海，请他报告张学良，约定时间去见。

　　我在旅馆休息等信。当夜在中南海万字廊见到张学良。张学良向我询问前线战况。他说：“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打?”我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在喇嘛洞子就打了胜仗，喜峰口失而复得，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阵地空虚，没有设防，我们完全可以打!张学良听后当即表示，不惜一切收复热河，并命我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并说，他要去见蒋介石请命……充分表现出张学良爱国赤诚，他说就下命令反攻，他的态度坚决。我当时很高兴，以为这次可能打出关去。同时，张学良委任我回去接任六四七团团长。

　　不料次日下午，我还未及登程，就看到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的号外。他再次代蒋受过，出国考察。当晚我赶乘火车回旅部，向缪流报告会见张学良的情况以及他的指示。但是，关于张学良对热河抗战的命令也就无从传达和执行了。

　　原来，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之际，蒋介石乘专车从武汉到了石家庄，约张学良晤谈，要求张学良下野以缓和国人强烈要求抗日的空气。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晨，张学良乘车到保定，宋子文由石家庄先来。张学良在宋子文的专车上密谈约三十分钟，下车后曾向同到保定的端纳、王卓然转述宋子文的谈话内容：蒋介石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更责无旁贷，蒋介石首当其冲，正如二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由于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躲避风浪，可免同遭沉殁。待风浪平静后，下船的人，便可上船。张学良向宋子文表示：当然他先下去。并请宋子文转告蒋介石，不必烦心。

　　同日下午，蒋介石的专车开到保定，与张学良晤谈，和宋子文所讲一样。并告张学良，他已同意张学良辞职，过不久仍可再起。张学良慷慨答应，于是通电下野。并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统率，总数二十余万。

　　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职务。同年五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那里驻军。这样，就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了。

　　两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又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调集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蒋介石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让何应钦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于同年六月，签订了秘密的《何梅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制止河北省的反日运动等。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协定，加强了在华北的侵略势力，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至此，蒋介石的真正用心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他是逼张学良去位，扫除障碍，以便向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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