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吕正操回忆录

八十

　　三、在西满

　　我带保一旅和一个警卫连改编的特务团，和李富春、张平化一起离开沈阳，经法库到郑家屯，建立西满分局和军区，开辟西满根据地，并准备逐步向白城子、齐齐哈尔方面推进。保三旅已随东北局从沈阳向东撤退。保一旅离开沈阳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师长马仁兴，留在法库归邓华、陶铸指挥。

　　西满分局第一次会议是在郑家屯召开的，主要内容是划分地区，划分四个省：辽西、嫩江、北安、新蒙。并决定进行土地改革、除奸反霸、肃清土匪伪军。这次会议有李富春、我、张平化、倪志亮、郭述申、杨易辰等参加。会后部队就逐步向白城子、齐齐哈尔北上，一边走一边同国民党委任的汉奸、伪军、土匪等散兵游勇连续作战，发动群众，清匪除霸；一边扩大部队。

　　西满地区，主要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线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双辽、扶余、乌兰浩特和齐齐哈尔及其以北的北安、黑河等地。人口大约有七百七十万。西北贯穿小兴安岭，北安至王爷庙(乌兰浩特)、海拉尔以东为盆地，法库至北安是平原地带，齐齐哈尔以北是大波浪起伏地。

　　西满基本是农业地区，有著名的产粮地克山、克东、拜泉及三肇(肇东、肇源、肇州)、扶余等地。工业主要有粮食加工业，靠森林地带有火锯(即电锯)。黑河的金子、兴安岭的木村，历来是很有名的。

　　西满分局为贯彻中央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经请示东北局，成立了西满清算动员委员会。分局同时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反奸清算运动的指示》，指出争取东北的当前急务，就是要放手发动东北人民，以东北人民自己的力量，最彻底地摧毁日伪法西斯的统治，同时也就是削弱与国顽结合的社会基础。发动东北人民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就是广泛地发动各地人民进行反日伪统治的清算运动，从清算日伪的公产、公款到清算借日伪政治经济势力作恶、发财，为人民所痛恨的日伪战犯、汉奸、特务分子。运动中可以环绕解决组织人民、建立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武装、解决财经诸问题。要使清算运动成为各地城市与乡村的各阶层人民的统一战线的广大群众运动。

　　按照西满分局的指示，西满地区纷纷开展了群众性的清算运动。在清算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贫民会，加强了政权建设，发展了党的组织。

　　日本投降后，西满地区土匪甚多，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建设。当时，仅嫩江、黑龙江地区的土匪即有光复军第三军，部下辖七个旅，约有一万八千余人，活动在黑龙江、嫩江各地。如林甸县城内驻光复匪团长林绍林部及芦仙舟旅一部，共四百余人；富裕县城内驻有光复匪军东霸天旅部，约有百余人，另有二三百人驻城西雅州、龙安桥一带；光复匪军尚其悦残部约二三百人，驻齐市长沟屯，附近有青龙部二三百人；林甸、富裕和齐市东部集结的土匪，报字有“老客”、“登山好”、“四海”、“新中华”等。嫩江县城苏军撤出后，为光复匪军关作舟(伪满军官)部所占，共一千余人，内有日军一百余人，伪满军三百人。讷河东南之山头，有匪和红枪会数百人，为光复匪军邢宪章(伪满拉哈街长)之残部。

　　这些土匪是蒋介石的别动队。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些土匪收编成所谓“先遣队”、“挺进军”、“忠义救国军”。土匪头子都是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伪军官，他们都被接收大员委任为团长、旅长、军长等职。这些人欺压百姓，抢劫勒索，甚至比日伪统治时期更加残暴。

　　坚决彻底消灭土匪，是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首要条件。西满地区的剿匪反霸斗争，在西满分局的领导下，获得了重大战果。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我军经过三个月的剿匪斗争，先后解放了甘南、讷河、嫩江、泰来、龙江、景星、富裕、林甸、布西等县城，消灭了匪军半数以上。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为了全歼盘踞在齐齐哈尔的匪军，成立了指挥部，由倪志亮任指挥，王明贵任副指挥，刘锡五任政委，郭述申任副政委。指挥部设在昂昂溪。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解放了齐齐哈尔市，歼敌三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活捉了光复匪军旅长张佰潘。

　　一九四五年底，黄克诚率新四军主力到东北，经锦州、义县到阜新。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阜新，他率新四军八旅及三个特务团北进，消灭了驻通辽城内的伪军，进驻通辽。新四军三师的十旅和独立旅仍驻在阜新、义县一带的农村。黄克诚进驻通辽后即到西满分局，把新四军三师师部与西满军区合并。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黄克诚到郑家屯西满军区工作后，我即于春节后去抚顺，到东北局开会，并与张学思、周桓准备和国民党谈判。黄克诚是长征的老同志，带的老部队人多，战斗力强，能打硬仗。我感到他任副职不合适，于是向东北局建议，黄任司令员为宜。后经东北局研究同意，并要我到总部主管后勤运输。但黄克诚任司令员一直没有下令，我名义上仍是西满军区司令员，直到一九四七年三四月正式下令。我到总部兼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国民党军队进攻阜新时，林彪率山东部队的一、二两个师及新四军三师的七旅进到法库地区，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在法库境内。当我们途径法库时，曾遇到林彪、陶铸，谈到黄克诚部队和李运昌部队的改编问题。林彪主张把李运昌带的部队编掉，散布“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不满论调。因为李运昌部队去的早，人数多，新兵多，骨干少；黄克诚部队到的晚，未能大量补充新武器及新兵，老兵多，骨干强，是客观情况。李富春和我的意见，两个部队应该混编，团结互助，取长补短，争论最后没有结果。虽然没有采取编掉李运昌部队的办法，但也未能实现两部合编。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到抚顺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不久即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我代表分局汇报了西满分局成立以来的工作。汇报提纲是经分局富春等同志研究的，我讲了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西满情况及工作方针：由于东北工业交通发达，特别由于日寇军事上的统治，经济上严格的配给制度，农村经济极为贫困，手工业破坏殆尽，乡村物资原料大部集中城市，城市人口相当集中。现因战争关系，工业一部已破坏，大部停滞，工人大批失业，工业用品很缺乏。当年秋后农村剩余粮食无法运出，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现象正在发展，因此我们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第一必须力争控制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以便开展广大农村工作。第二必须迅速切实地放手发动广大乡村来巩固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的控制，恢复农村经济，发展手工业，改善农民生活，发展中心城市轻工业，吸收失业工人，并开辟对外贸易，有效地包围孤立大城市。单纯的城市观点是不行的，而单纯依靠乡村小部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与单纯以农村及粮食为基础的财经观点，在东北也是很难以行通的。

　　第二，东北人民在敌伪十四年的法西斯政治经济的压榨下，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过去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也较缺乏，中间力量阶级比关内要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争取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到我方面来。现在要以民族斗争的口号即肃清敌伪残余的反奸清算运动作为发动西满人民起点，广泛吸引与照顾中间阶层参加，以基本群众作基础(包括各阶层人民)发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

　　第三，国民党在东北有其政治影响与合法地位，有其社会基础，特别是敌伪官僚、宪警、汉奸、特务。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以长春为中心，到处欺骗群众，进行特务活动，组织反动武装，今后一个时期的活动及影响会更扩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但另一方面应估计国民党过去在东北并无多大基础，二三月来的行动已开始在群众中暴露其真面目，只要我们能与人民结合，能具体地揭发国民党罪恶，善于等待与启发人民的觉悟，国民党愚民的实质在东北不但就要全部暴露，而且人民对其盲目正统也能迅速打消。在东北目前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第一紧握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广泛开展反内战的运动。并要向群众说明，国民党终究还要进行大规模内战，我们要与人民共同起来自卫。

　　第四，我们在东北有长期奋斗八年敌后抗日，与首先出关配合红军解放东北的广大影响，有比国民党要大的军队，已控制广大地区，群众开始发动，而国民党虽已插长春路等有利条件，但有很大困难。从对东北人民的政策，现在力量的对比与时间的可能上与全国斗争配合，并求得与苏联政策密切配合，我在东北争取优势的可能是完全存在。自然我们是有许多困难甚至严重困难的，但这些困难还不是决定的，因为当前的基本问题决定我们如何迅速克服自己存在的严重弱点，力争时间迅速地适当发展主力与发展干部力量。在三个月中与国民党作斗争，扩大与巩固控制地区，发动群众，整编部队，消灭土匪，及有计划地解决财经任务，奠定根据地相当基础与三十万大军的战斗力量，即可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要使干部了解自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寇投降，八路军出关后东北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个广大的解放高潮。我们在这高潮中扩大了部队，收集了物资，与东北人民见了面。但是到我们长春线撤退后，第一个东北人民的高潮已过去了，现在只有靠加强自己，正确地把握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造成东北人民的第二个自发性的群众高潮，使我们真正与东北人民结合，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第五，西满地区接近地广人稀的广大蒙古地区，而与热河相接，战略地位很重要。满中地域比较狭长，除铁岭、阜新、北票煤矿与榨油制酒轻工业外，工业不发达，除粮食及部分棉花外尚未发现日伪其他仓库。而长春线物资均大部东运，经济基础与后方建设基础均不强大，兵团的集中活动与补给较困难，因此西满工作还应特别注意：力争控制由齐齐哈尔至大虎山的干线，保障西满军事的机动与经济发展，并努力建设骑兵；努力开展蒙古工作，保持辽西阵地与巩固的后方；与冀热辽保持密切联系，为共同保卫冀热辽与西满而斗争；经济上力争自力更生，发展工商业，但又要得到东满、南满、北满的帮助；西满地区特别冀热辽地区为敌我必争之地，必然艰苦与困难，要准备长期坚持斗争。

　　当时林彪反对占领城市并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单纯军事观点，留恋大城市。高岗的说法是：“要脱下皮鞋，穿上，到农村去。”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如果不占领城市，饭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弹药也没有。如我们刚到郑家屯途经农村时就没饭吃，还得到日本开拓团那里找饭吃。我们当时吃饭、穿衣、扩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农村种棉无衣穿，种粮吃不上，甚至连碾磨都没有。但同时在农村要发动群众，除奸、反霸、清匪，组织生产，解决群众生活。

　　我没有到齐齐哈尔工作。正式调离西满分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我认为西满分局执行政策没走多少弯路，工作是有计划地稳步前进。西满地区当时是很重要的，是通向关里的一个大门，输送干部、来往部队、铁路运输都要经过这里。

　　西满分局的工作当初主要是富春、我和张平化负责，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重大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工作亲自动手，讲话、起草电报、报告等都亲自动手，一般不用秘书。我们都直接下去发动群众，和群众见面。主要是富春同志为人正派，忠厚老练，党性强，顾全大局，凡事好商量，民主作风非常好。那时我和富春同志说：“我可给你作个不熟练的向导，大政方针由你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我向他讲到梅河口会议精神，富春同志说：“没问题，那个汇报提纲(总结西满分局三个月工作提纲)是分局的一致意见。”而林彪却武断地指责我那是“给人家抬轿子”。至“文革”前夕，甚至诬指彭真、林枫和我为“桃园三结义”，进而编造“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诬陷迫害，株连了大批革命同志和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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