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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不一会儿,毛岸英、张养吾、郭洪光来到彭德怀的房间。彭老总见人都到齐了,便放下手中的文件说:“现在咱们开个党员会。党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的决定!从今天起,我们四位同志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看谁来当党小组长合适呢?”

  “岸英同志在工厂就当过党总支的副书记,他当小组长最合适,我选他。”张养吾第一个发表意见。

  “小郭同志,你的意见呢?”彭德怀问郭洪光。

  “我赞成,同意张秘书的意见。”

  “那好,我也没意见,我同意毛岸英同志当小组长。可以说这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你们都知道毛岸英的情况了,今后要多支持他的工作,还要注意保密。”彭德怀把脸转向毛岸英,“岸英,你说要起个化名,我看不必了,今后总部的老同志多,想保住这个密是不大容易的。你在山西跟康生下乡搞土改的时候化名小曹,说是曹轶欧的侄子,后来不还是被乡亲们看出来了,说你不姓曹,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我看这样吧,平时不要叫名字,就叫秘书吧,对外也可以叫参谋。”

  毛岸英看了看彭德怀,腼腆地笑着说:“大家选我当党小组长,我就不客气了,在这非常时期,恭敬不如从命。不过,以后有事大家多商量。不管怎么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党员都要听党的话,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养吾同志,你是老大哥,经验多,你可要多帮助我哟!东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听说东北人和西北人的性格差不多,粗犷、豪爽,都能吃辣子。岸英同志,我一出学校门就搞行政工作,不懂军事,现在要从头学起,我们互相学习吧!”张养吾毕业于张学良兼任校长的北京民国大学,到彭德怀身边当秘书前是西安市教育局局长。

  党小组会刚刚结束,毛岸英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汇报思想时,流露出不愿在机关工作、想回部队带兵的想法。毛岸英当时想批评他几句,但考虑到刚刚认识,对他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第二天,他找张养吾商量:“小郭的思想好像不对头,你看我们该怎样帮助他呢?”

  “郭洪光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也许当警卫员不太习惯。再说,这次跟彭总出来,谁也没料到要出国打仗,他可能感到太突然,就有了点想法。”张养吾沉吟着说。

  “彭总事先没给你们讲清楚?”毛岸英不解地问。

  “嘿,中央派飞机到西安接彭总,我们还以为是去北京参加经济工作会议的呢,脑子里装的还是如何开发建设大西北。”张养吾笑着说,“彭总把我这个行政秘书给带来了,反倒把军事秘书留在了西安,到了北京我们才知道是要去抗美援朝。”

  “哦,原来是这样!”

  “是啊!”张养吾点了一下头,“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足为怪。你再跟他好好谈谈,多做些开导工作,我也找他聊聊,我想他的思想疙瘩是能够解开的。”

  毛岸英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老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谈心。他首先就这次战争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敢不敢打谈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结合自己在苏联当兵驾驶坦克打到德国的经历,谈了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和决心,最后谈到自己刚结婚一年,妻子生病正在住院,为什么还要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听后非常感动,他握住毛岸英的手十分真诚地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来。我本来就是军人,理应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员在关键时刻不能后退,请党组织看我今后的实际行动吧!”

  以后的事实证明,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虽然还是仲秋季节,但是沈阳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瑟瑟秋风,挟裹着几分严冬的肃杀。夜已经很深了,毛岸英仍无倦意。因为是头一次来到祖国东北,又很快就要投入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去,他的心情格外激动。看了一会儿书,他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火热而又激荡的年代,人们的语言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他的日记第一句就是:我又全身心地投入为正义而战了……

  挂钟的时针指向凌晨三点,彭德怀背着手踱进毛岸英的房间,看到他背靠铺盖卷还在写东西,不由心疼地说:“岸英,天不早了,怎么还没睡?”

  “彭总,你不是也没睡吗?”毛岸英要穿鞋下地。

  “别动!你我都该睡觉了。”彭德怀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严实,然后走回自己的房间。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初升的太阳像一个羞涩少女,正红着脸向他问好。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他赶忙起来洗漱,冰冷的凉水振作了他的精神。他悄悄来到彭德怀的房间,只见彭老总正面对地图凝眸沉思,不时用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于是问道:“彭总,你一宿没睡?”

  “我想你也不会睡好的,打仗差不多都是这样,没打之前不饿不困,等打完了仗,饿得胃翻滚,困得连衣服都不想脱。”彭德怀指着地图说,“岸英,朝鲜是个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纵长约九百公里,横宽约二百公里,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我一直在想这个仗该怎么打呀!”不待岸英回答,他又吩咐,“听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扔在沈阳不少图书资料,你发挥一下你的优势,去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

  “是!”毛岸英挺身立正,领命而去。做这种案牍工作,毛岸英可说是驾轻就熟。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岸英很快就找到了国民党败退时未及带走的大量英、俄文军事资料,他淘沙拣金,挑出有关二战以来美军的发展变化、麦克阿瑟其人及作战经验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对着原文翻译给彭老总听。彭德怀听得很认真,每每听完一份资料介绍,他都会慨叹不已:“哎!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学外文。”

  在沈阳,彭德怀夜以继日地同东北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研究后方的粮草、军械、医疗救护、民工担架等问题。他对岸英等人说,这些工作,本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但我们是领兵率将干具体工作的,对各个环节都要了解透彻,胸有成竹才敢排兵布阵。这出国打仗,要说粗就得像榴弹炮出膛那么有劲儿,要说细就要看得清士兵刺刀尖的颤抖。

  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彭德怀和高岗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以及该兵团所属的各军军长和政委。邓华介绍了参战部队各军的领导,彭德怀与他们一一握手。会议由高岗主持,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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