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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据杨志明老人回忆:当时常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只有两位同志,一个是毛岸英,一个是高瑞欣。机要员杨志明办公的地方离作战室只有十来米远,凡是机要处送给彭德怀的电报都要由毛岸英签收、呈阅、保管。彭德怀阅处后,这些电报按规定如数退还机要处登记焚销。

  就是从这时开始,杨志明与毛岸英走到一起来了。因为有了这样特殊的工作关系,机要处的同志和毛岸英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但大家在交往中仍十分拘谨。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儿子,这在机要员当中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十月底的一个上午,志司机要处的同志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毛岸英带着已处理完的电报,来到机要处办理清退手续。正在清理电报的杨志明看到毛岸英来了,赶忙让座,指着一堆电报稿说:

  “毛主席日理万机,还要亲自给志司起草电报,太辛苦了。我算了一下,毛主席在八天之内发来二十九份电报。”他拿起登记册算给毛岸英听,“二十一日发来四封电报,二十二日两封电报,二十三日四封电报,二十四日两封电报,二十五日五封电报,二十六日六封电报,二十七日三封电报,二十八日三封电报。”

  看到毛岸英来了,机要处的同志都习惯地站起来。人们崇拜毛主席,对毛主席的儿子也就格外尊重,甚至有一种神秘感。因此,在毛岸英每次问话时,大家都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站着回答。后来,还是毛岸英自己把这种拘谨的局面给打破了。

  一天中午,大家刚刚端起饭碗,毛岸英拿着文件包又来到了机要处。这些本来还在说说笑笑的年轻人,突然间嘴巴好像被贴上了胶布,一点声音也不出,甚至连饭都不知道怎么吃了,心里都盼着毛岸英办完事快点离开。

  谁知毛岸英不但没有走,反而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目光在大家的脸上扫来扫去。就在大家局促不安、不知所措的时候,毛岸英先开口说话了:“同志们,你们看我长得怎么样啊?”

  毛岸英这一问,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说什么好。就在大家尴尬不语的时候,毛岸英微笑着说:“我不是青脸红发面目狰狞的怪物吧,大家为什么老躲着我呢?”

  这时大家才明白毛岸英问话的用意,性格直率的杨志明脱口而出:“毛秘书长得很帅呀!”

  毛岸英虽然不像他父亲那样气宇轩昂,却也是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脸膛,英姿挺拔,眉宇间透着一股灵气。他说自己的个头像父亲毛泽东,而脸膛像母亲杨开慧。毛岸英热情、粗犷、豪放,待人坦诚,有点像俄罗斯人的性格,可能与他曾经长期在苏联生活有一定的关系。

  见沉默的气氛已被打破,毛岸英高兴地说:“这样多好啊!咱们都是战友,你们不要把我当外人。以后咱们多接触,多交谈,互相熟悉了,才不至于多少年后把同一条战壕里出生入死的战友给忘掉了!”

  杨志明连声说:“那是,那是!”

  杨志明,一九三一年出生,黑龙江省肇源县头台镇人。这个农家子弟只读过两年书,但学习成绩特别好。他十五岁时参加了学校工作,是土改工作队的骨干。一九四八年随南下大队到新解放区工作,后被东北军区机要学校选中。一九五〇年毕业后,被分到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司令部任译电员,入朝后在志司机要处任机要员。

  毛岸英发自肺腑的一番话,令大家感动不已。一个团级干部、领袖的儿子能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和蔼可亲,实在难能可贵!从此以后,机要处的同志和毛岸英就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毛岸英平时与大家说说笑笑,可工作起来十分严肃认真,特别是在遵守机要工作纪律方面更是严格要求自己。虽然他是彭总的机要秘书,但每次取送电报,却从不迈进“机要禁区”译电室半步。每当遇到译电员翻译电报,他也从来不问不看。这些,都令机要员们感叹不已。

  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岸英又来到机要处,大家都热情地与他打招呼。从来没到过北京的杨志明对祖国的首都非常仰慕,于是好奇地向毛岸英打听北京是个啥样子。毛岸英像个导游一样绘声绘色地介绍了北京的风景名胜,从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天安门城楼讲到故宫,从天坛、地坛讲到十三陵,从北海、颐和园讲到八达岭长城,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大家听得十分入迷。

  这时,杨志明突然发问:“毛秘书,在北京多好啊,你为啥到朝鲜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吗?”其实,这不仅是杨志明的疑问,也是当时许多人的疑问。

  毛岸英没有从正面回答杨志明的提问,只是略加思索后说:“那你为什么也到这里来,你不也有爸爸妈妈吗?你的亲人放心吗?既然你能来,那我为什么不能来呢?”

  杨志明看到毛岸英腰间有一支精美别致的小手枪,便问道:“毛秘书,你这支手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过,好漂亮哟!”

  毛岸英把手枪从枪套里拔出来,在手心里掂了掂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还是斯大林赠送的呢!”

  听毛岸英这么一说,大家都把惊羡的目光集中到这支小手枪上来了。有人兴致盎然地问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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