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生(3)_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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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3)

很快，在《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⑥。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这样，改造哲学、伦理学，就同变化民质、改造国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泽东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在哲学和伦理学之间，他更有兴趣的是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⑨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这里说的是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毛泽东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下来。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给学生们讲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是十九世纪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该书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过来，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三年出版，约十万字。毛泽东除认真听讲外，细读了这本书，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还在书中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绝大多数是抒发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提要。他批阅的这本书后来被一位同学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钊还给了毛泽东。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下工夫去读这本书？毛泽东从周世钊手里接过它时，有过解释。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贯穿《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上的二元论。他说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认为，事情有的是发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为的。后来他说自己早年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大概就是指这样的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自然观方面，他说：“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这是他从原来接受的唯心主义观念中逐渐解脱出来、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二元论的通病，是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释。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说：“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如此强调主观观念的决定作用，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有它的必然性。知识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会时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过分强调主观对改造社会的能力；再加上毛泽东本人长期以来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思想。杨昌济说自己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本，“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⑾。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陆（九渊）、王（守仁）学派更为杨昌济推重，毛泽东当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朱熹编的《近思录》、《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等，对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便常用这些观点来作比较，发挥原著的一些论述。诸如“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正处在空前剧烈的变动中，旧的传统秩序渐趋崩溃，外患内乱迭起相承，政治舞台风云变幻，这就使“尚动”“主变”成为人们寻找出路的重要倾向。这个时代特点同样体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并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⑿的观点。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他写道：“此世界中变化万殊。”还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的考察当中，说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治乱交替的过程，声称特别喜欢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那些“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认为：“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这个观点看当今中国，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对于中国社会，他的意思是“必须再造”，再造的办法，是“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间，洋溢着改造社会的乐观激情。他后来从大乱求大治的想法，看来是早有伏笔的。　　在“动”中求变、求新，其内在依据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特别重视两个概念。一个是“差别”。他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另一个概念是“抵抗”，即各种差别引起的压力和反抗。毛泽东特别赞同泡尔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业和文明“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称其“无抵抗则无动力”的论述，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他过去那种向往社会“大同”境界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觉得即使人们真的进入了“大同”社会，“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把“差别”、“抵抗”这两个概念，和“动”、“变”及“成毁”联系起来，表明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已接近矛盾构成事物并实现转化的辩证法观点，还多少同社会历史发展有所联系。他后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大体也滥觞于此。　　五四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而在当时，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总之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就曾说万事万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杨昌济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集中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它是支配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表示，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自己“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这样，毛泽东开出了自己的救国药方：“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锦熙收到信后，在日记里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实到“人心”上面，就是应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伦理道德的建设。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把自己这时的主张概括为两个，一个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针对封建专制和束缚个性的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主张个人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泽东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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