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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大潮的洗礼(4)

　　五月十一日，在沪会友送别了萧三等六人。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泽东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于上海《申报》。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他又要回湖南了，他这时的事业还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七月七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泽东就着手办两件大事，一件是关于当前的，一件是关于长远的。

　　关于长远的，他着力于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把眼光主要地转向俄国。还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便两次写信告诉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还准备在两三年后组织一个“留俄队”，他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32)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33)。

　　回到长沙，毛泽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宣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所面对的工作对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学时要广得多。他当时说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宽泛的“新思潮”。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看出，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

　　他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的社址，还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的身分，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先后和省外六七十个单位发生业务往来。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如《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刊物《劳动界》，都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这些书刊都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中对介绍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事实上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创办文化书社后，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八月二十二日，筹备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举行，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具体工作安排是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关于当前的，是和驱张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回长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腐败而又专横，打着“武力统一”的旗号，连年发动对南方的征伐战争，许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上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曾表示赞同。李大钊甚至说过：“依我看来，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34)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罗章龙讨论过，想把湖南搞成中国的先进地区，就像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那样。(35)从上海回湖南后，尽管他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人们是很难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毛泽东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

　　谭延闿发表“祃电”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乡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赶回长沙，立即参加湖南自治的讨论。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个人或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十四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实质是想借湖南人的家乡观念，为他们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办湖南政治开路。毛泽东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心目中的榜样是俄国，“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说：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个名称，“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38)他觉得实行全国总建设一时还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先和正处于混乱中的“大中国”脱钩，待十年二十年各国“分建设”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39)。“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40)

　　毛泽东号召湖南带个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他认为，湖南在驱张成功后，已经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可能率先这样去做。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等等。

　　(30)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0、133页。
　　(32)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
　　(35)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36)毛泽东：《“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3日。
　　(37)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38)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日。
　　(39)毛泽东：《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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