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的实干家(2)_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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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的实干家(2)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⑥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⑦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⑧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⑾。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⑥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⑦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⑧ 《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⑨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⑩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⑾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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