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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农民运动(1)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

　　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②。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六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⑤。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
　　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1924年1月5日《中国青年》。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 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页。
　　⑥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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