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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的爆发(3)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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