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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的主张(2)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⑧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⑨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⑩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⒀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⒃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⒅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⒆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⒇ 　　⑧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⑩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⑾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⒀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⒄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⒅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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