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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3)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九月二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⒀

　　九月二日晚、四日、十二日、十七日和十月九日、十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⒁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九月二十一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国共谈判就告一段落。

　　毛泽东在重庆这四十三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会见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会见了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会见了中外记者，还会见过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名士兵，并且同他们一起合影。

　　八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和张澜在这次来重庆以前，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神交已久。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张澜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⒂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老朋友。九月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到柳亚子寓所去拜访他。毛泽东把手书的旧作《沁园春·咏雪》赠给柳亚子。柳亚子也即席赋诗作答：“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⒃十月四日，毛泽东接到柳亚子一封信后，复信说：“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⒄

　　对国民党内的各派人物，毛泽东也广泛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就是对一向反共的陈立夫、戴季陶等，他也前去看望。九月二十日，他在秘书王炳南陪同下去看陈立夫。见面后，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在谈笑自若中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的剿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另一次，他由王炳南陪同去看戴季陶，出来时正好在小路上同蒋介石相遇。蒋问他去哪里，他说去见了戴季陶。蒋先是一怔，然后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有的人指责：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⒅

　　在重庆，毛泽东的活动十分繁忙。举《新华日报》一天的报道为例：“外交部王世杰部长昨日晨十时往访毛泽东同志，畅谈很久。下午三时以后，毛泽东同志往访于院长、戴院长、白崇禧将军、吴稚晖先生等。下午五时，晤韩国临时政府张先生，六时又接见文化界郭沫若先生，七时半赴苏联大使馆宴请并观电影。”⒆这里，还没有把他晚上同周恩来、王若飞研究工作等活动包括在内。

　　毛泽东在重庆还探访了一些故旧。王炳南回忆道：“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一位，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⒇

　　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他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临行前，他同桂园的工作人员和担任守卫的国民党宪兵都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到机场后，他又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一时三十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报告这次谈判的经过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谈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毛泽东还谈了对《纪要》的看法，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21)

　　⒀王若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⒁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0、191页。
　　⒂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41页。
　　⒃《柳亚子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911页。
　　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61页。
　　⒅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⒆《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⒇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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