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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4)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〇年五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一个意见书，反映苏南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问题，并提出补救办法的建议。毛泽东先后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指示，要陈丕显派专人或者自己亲自对这三个县作一次调查，“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并且特别嘱咐：“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⑤毛泽东这样认真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和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统一战线内部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关系。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一种关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某些代表的发言中。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中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⑥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营垒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著名画家徐悲鸿当年曾致信好友陈西滢，表述他对新中国的看法，劝说在国外的陈西滢能够早日归来。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录如下：“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⑧ 　　一年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⑨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更加证明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⑩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页。 　　⑥毛泽东同李维汉、徐冰的谈话记录，1950年4月21日。 　　⑦徐悲鸿给陈西滢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4页。 　　⑨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11月24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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