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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访苏(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十月二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作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已经作了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尽管如此，但这毕竟是口头的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① 　　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一九四九年九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二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②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出访苏联，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十一月九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③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④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⑤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⑥这样，毛泽东的首次访苏，就最后定下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⑦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经表示：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①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②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③柯瓦略夫，即柯瓦廖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总负责人。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电，手稿，1949年11月9日。 　　⑤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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