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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4)
毛泽东对刘、张一案极为重视。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刘、张二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消息传开，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自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三反”期间，毛泽东收到一封亲属来信。写信人是他的堂弟毛泽连等。毛泽连要求陪母亲到北京治病，毛泽东复信劝他们不要来北京。信中说：“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又说：“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①（①毛泽东给毛泽连等的信，手稿，1951年12月11日。）随后，毛泽东寄去一些钱，让毛泽连的母亲在长沙好好治病。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这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②（②这里是人民币旧币，1万元旧币折合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以一百万元为六婶③（③六婶，即毛泽连的母亲。）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他特意在信的末尾嘱咐说：“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陆续接待了一些来自家乡的亲友。来的时候，他都热情款待；走的时候，常常给一些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招待和接济亲友的钱，照例都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支付，从不用公家一分钱。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一些来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来北京学习的。毛泽东一概婉言回绝。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给他复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④（④毛泽东给杨开智的信，手稿，1949年10月9日。）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复信婉拒了。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①（①毛泽东给毛森品的信，手稿，1950年4月18日。）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②（②毛泽东给郭士逵的信，手稿，1950年3月14日。）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③（③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1950年9月20日。） 　　毛泽东对家乡和亲友严格要求，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但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深深地惦念着他们的。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写给石城乡④（④石城乡，原属湖南湘乡，1956年撤销，其所辖区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是毛泽东外祖父文家所在的地方。）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这种真挚的感情。他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①（①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手稿，1954年4月29日。）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许多亲属都安心在家乡工作或务农，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一九五二年初，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又作出一个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发动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67、168页。） 　　几天以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北京市委送来一个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里面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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