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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9)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会议定于下午三时开始。下午一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一时四十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儿，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据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作报告时也显得轻松自如，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可以想像，毛泽东十分自信地认为，他对农业合作化的形势估计和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对“右倾错误”的批判也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合作化运动的一套政策和步骤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①（①这句话在毛泽东7月31日作报告时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就要到来。”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改为“高潮”。）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指导方针。 　　他批评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胜利吓昏了头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甚至认为这些人“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8、424、425、433页。）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部立论的基础，是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他说：“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他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在生产上，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①（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8、439、426页。）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验，提出不少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是正确的。其中关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相互关系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对于农业合作化发展步骤的规划，大体上也比较稳妥。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八月一日结束。八月三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谈到四时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根据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对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建社准备工作的一段和苏联经验的两段。八月二十三日将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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