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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实现赎买政策(7)
黄长水副主任委员说：从几年来私营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有毛主席、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①（①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钧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十一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十二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①（①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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