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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大关系》到八大(5)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冒出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①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②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③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④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⑤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使他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⑥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着力研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又引发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⑦

  ①《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④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⑤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
  ⑥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第8版。
  ⑦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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