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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十大关系》到八大(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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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①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②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信仰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④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⑤ 纵观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这位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末尾写了很长一段话，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写道：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⑥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⑦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⑧ 又说：“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⑨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⑩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③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6年4月2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⑤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⑦同上书，第227、228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0页。 ⑨同上书，第233页。 ⑩同上书，第2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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