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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1)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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