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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左”的努力(1)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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