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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左”的努力(13)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①。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引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④

　　钢产指标降低了，要不要公开修改六中全会公布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成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有人建议，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公开修改，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结果，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维持原来的四大指标⑤，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⑦

　　①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页。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⑥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⑦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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