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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左”的努力(15)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④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⑿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50页。 　　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④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 　　⑾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页。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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