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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4)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①”“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②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③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④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⑤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①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6日。 　　②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③同上。 　　④同上。 　　⑤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6日。 　　⑥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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