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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5)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页。）陈云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页。）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发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后来确定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页。）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②（②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3月8日。）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③（③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页。）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二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4日。）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②（②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6日。） 　　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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