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15)_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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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15)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①（①《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①（①这十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他们的工作经验，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　　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　　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　　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　　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　　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　　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　　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　　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　　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　　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　　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　　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　　654页。）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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