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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论战(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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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就在准备工作抓紧进行当中，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⑧”他不久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⑨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四月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等地。 四月十七日晨四时，毛泽东在杭州批示秘书林克，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讨论对苏复信。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后，四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一次。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 从五月二日到十二日这个期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个决定草案。他的精力主要放到那上面了。待会议结束后，又集中精力修改复信稿。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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