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_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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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①（①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③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①（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②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人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①（①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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