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红卫兵运动”(2)_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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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红卫兵运动”(2)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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