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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5)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

　　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

　　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

　　‘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

　　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

　　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

　　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

　　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

　　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

　　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曾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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