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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3)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①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①（①《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③（③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年8月17日。）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8月19日。）他认为，在接连采取几项大动作后，局势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_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能过分。他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②（②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送审稿的修改和批语，手稿，1968年8月22日。）在这前后不久，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①（①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②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30日。）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F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尽管他所设想的那种新体制和新秩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甚至产生了不少流弊。 　　既然“是时候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样提出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九月十九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①（①周恩来等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手稿，196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等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年9月25日。）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①（①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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