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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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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②（②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 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 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 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 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 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 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 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 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 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 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 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 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 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 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 验。”“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 他又对与会的人说：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 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 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 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 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 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 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 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 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 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 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 记录，1969年3月22日。） 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②（②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至于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开始的。二月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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