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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前后(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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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⑤”一九七二年七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⑥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这些人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他出生于一九三二年，这时四十岁，做过农民，做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这些使毛泽东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进一步考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从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留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⑦半年后，他又被指定出席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被宣布正式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⑧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⑨ 筹备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七月四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说：“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谈话中，他强烈批评外交部一个内部刊物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针对外交部内部刊物上那个看法，尖锐地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这次谈话中，他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⑩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外交部长姬鹏飞为此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加注：“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⑾”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引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⑿ ①毛泽东在叶飞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3年6月21日。 ②《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2页。 ③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④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记录，1973年5月26日。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8月24日。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 ⑦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2年9月20日。 ⑧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5月20日。 ⑨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⑩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⑾周恩来在姬鹏飞给毛泽东报告上的批注，手稿，1973年7月5日。 ⑿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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