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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前后(6)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①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②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③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④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⑤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⑥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六七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一九七〇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in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⑦”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⑧”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⑨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⑩ 　　①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8月23日。 　　②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③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9月14日。 　　④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0日。 　　⑤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一九七二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⑥周恩来就处理李震案件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0月27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 　　⑦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⑧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3年11月12日。 　　⑨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⑩周恩来与基辛格第三次单独会谈记录，197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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