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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四人帮”(4)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①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②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白内障是眼球内透明晶体发生浑浊现象，当时没有快速有效的治愈方法，需要等成熟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④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⑤”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⑥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⑦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⑧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⑨”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⑩

　　①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
　　③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⑤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
　　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⑧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⑨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⑩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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