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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四人帮”(6)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① 　　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②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从武汉到长沙有三百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秋风万里芙蓉国”。十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住在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宾馆九所。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十月十二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③很明显，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④ 　　十八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⑤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⑥王洪文在信中说“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⑦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⑧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⑨”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十月二十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⑩”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⑾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⑿ 　　①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 　　②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1974年10月14日、26日。 　　④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94页。 　　⑤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 　　⑥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120页。 　　⑦据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4、95页。 　　⑧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 　　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年11月6日。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汇报信的批示，手稿，1974年11月6日。 　　⑿毛泽东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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