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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的日子(5)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①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③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④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〇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⑥

　　①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③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话，手稿，1976年6月25日。
　　④197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⑤《大地》2002年第12期。
　　⑥林克、徐涛、吴旭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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