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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旋转于死亡的铁磨下


  船上所见无一事不使我觉得新奇。二十四只大船有时衔尾下滩,有时疏疏散散浮到那平潭里。两岸时时刻刻在一种变化中,把小小的村落,广大的竹林,黑色的悬岩,一一收入眼底。预备吃饭时,长潭中各把船只任意溜去,那份从容那份愉快、实在使人感动。摇橹时满江浮荡着歌声。我就看这些,听这些,把家中人暂时忘掉了。四天以后,我们的船编成一长排,停泊在辰州城下中南门的河岸专用码头边。

  又过了两天,我们已驻扎在总爷巷一个旧参将衙门里,一份新的日子便开始了。①到沅陵(即辰州)后,沈岳焕被编入支队司令的卫队。卫队成员清一色头脑单纯、身体结实的小兵,大的年龄不过22岁,小的只有13。岁大家睡硬木板子垫砖头拼成的通铺,吃陈年糙米饭。早上起床号吹过不久就吹点名号,点名完毕就下操坪跑步。下午无事可做,便躺在遍铺上唱《大将南征》的军歌;领到枪后,就坐在太阳底下擦枪。有时支队司令出门会客,选派二三十人护卫,算作例外,每天如此周而复始。既然除了跑步、擦枪,就无事可做,沈岳焕免不了外出,到各处走动。或是到河街上看一路排着的无数小铺子,和满地摆着待售的各种有趣物件;或是跟着给团长管马的马夫,到朝阳门外大草坪上去放马;或是同营里三个小号兵,过城外河坝上去学吹号。

  沈岳焕每天都不能忘怀的,是跑到城门洞里去吃汤圆。一到那里,便从卖汤圆的手中接过一碗汤圆,坐在一条长凳上,热气腾腾地往嘴里送。遇到本营军官从城门洞路过时,一面赶紧放下手里的土花碗,站起身来,一只手往帽檐边搁,一面口里含含糊糊喊“敬礼”。那样子极滑稽,常惹得那些平日在士兵面前故作威严的军官开心微笑。

  此外,就是去南门码头,看沅江水而下驶上行的船只、木排。沅陵依山傍水,位于沅水中游,为来往于上游各县与常德、长沙之间各类船只必经的水码头。沈岳焕站在码头上,呆呆地看那些颜色鲜明,可装四五千桶桐油的洪江油船,平头大尾、船身异常结实的白河船,专运石灰、黑煤,样子极不中看的辰溪船,头尾高举,秀挺灵便的麻阳船,以及大得吓人的长方形木排,为一群精壮汉子各据一角,单挠击水,顺流而下。它们仿佛各有自己的性格和生命,在这条千里长河上竞争生存。有时,沈岳焕又从码头走上停泊在岸边的木排,一面点数借风帆上行的船只,一面听河面上响起的阵阵橹歌:“依来嗬吓!哟嗬吓!到了辰州不怕三洲险,哟呀!到了桃源不见滩,依嗬吓!”

  那情景实在动人。在帆影橹歌中,沈岳焕便将心里思乡的淡淡哀愁忘去。

  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不久,沈岳焕因整理内务,得到了上司夸奖,加上从预备兵技术班学得的知识,被升为上士班长,不到一年,又由于字写得好——闲时伏案练字的结果,在怀化升为上士司书,住书记处。因人小,被军中熟人、同事称作“身小师爷”。从1917年8月至1919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位身小师爷便在由当时中国——湘西特定历史条件结构而成的人生浪涛里浮沉。

  这时,袁世凯已作完了他的百日皇帝在梦,全国声讨声里,忧愤死去。黎元洪、冯国璋继袁世凯之后相继执政,却无法号令“诸候”,全国各地大小军阀拥兵自立,借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因而战争迭起。湘西地方势力也在沅陵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靖国联军第一军政府,集合了三派军事力量。一是由出任军政长的田应诏指挥的第一军,一是由出任民政长的张学济统率的第二军,一是由旅长卢焘率领的黔军一个旅。在沅陵——常德之间,与联军对抗的,是驻兵常德,由冯玉祥率领的一个旅。双方各自保守原有地盘,互取守势,伺机而动。在湘西联军内部,又各有算计,常因防地分配发生磨擦。联军成分既复杂,人数也庞大。单是第一、二军,就有约10万人。各部分军队驻扎沅陵的,就有约两万人,而全城人口不过五千户!全靠各军联合组成的稽查处维持,方才免于战争。只是苦了沅陵的百姓。由于钞票发行过多,每天兑现时总有小孩和妇人被践踏而死。领米时,各部分军队为争先后,相互殴打伤人,也是极平常之事。这样一支庞大军队,一切军费开支全靠湘西20余县的弹丸之地供给,成了民众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常常是一个地方,黔军走了,第一军又来了;第一军走了,第二军又来了。来时派案、要钱;走时又是派案、要钱。所需不足,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与民众之间势成水火。

  沈岳焕所在第一支队,属张学济第二军指挥。到达沅陵后不久,联军首脑召开了一次会议,重新分配各军驻地。大约是因为沅陵驻兵太多,不堪维持,便决议除一部分留守防下游侵袭,其余分头去各县城驻防。于是,沈岳焕所属第一支队,被指派去芷江境内“清乡剿匪”。

  队伍沿着沈岳焕上次下沅陵路线,乘小船溯流而上,四天后至高村上岸,再改变方向,步行三天至芷江所属东乡榆树湾。①上岸后第一天,队伍进入一条山谷狭径,路两边山头上长着密密的山竹。沈岳焕正随队默默行进,猛听得一声枪响,陡然一惊,队伍中立时有人惊呼“打死人了!打死人了!”顿时,队伍乱成一团,各人寻找地方隐蔽。待到不再见有动静,派人循枪响方向去搜寻,放枪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大家只好从死者身上卸下枪支,砍倒两根大竹,用绳子捆扎成担架,将死者抬着,一行人又上了路。第二天,队伍再次遭到当地人冷枪袭击,转眼间又倒下两个。有人朝天大骂娘,嚷着要“报仇”。大家咬牙切齿,恨恨不巳。

  果然,一到榆树湾,队伍安排好住地,各乡团总就捆着送来了43个老实乡下人。于是,将人犯连夜过堂、打板子、画押、取手模,第二天一早就杀了27人,接着又杀了五个。以后便是成天捉人。被捉人犯,如果愿意出钱交纳捐款,便取保释放;无力交纳捐款,或仇家乡绅已暗中出钱运动必须杀头的,就随便列上一款罪案拉出去砍头。既然“剿匪”就必须杀人,杀人又正可以弄钱,于是,一边鼓励乡绅团总抓对头仇人,一边再抓团总“吊肥羊”。又花钱雇本地人当侦探。每五天逢集赶场时,这侦探便在市集上人群里挤,指定谁是土匪派来的探子,就立即捉住,略加审讯后拖到赶集人来往较多的桥头,即刻砍头处死。在榆树湾驻扎期间,沈岳焕所属这支军队,先后杀了近2000人。1912年左右,一个姓黄的辰沅道尹,在这里杀过2000人,1916年,黔军司令王晓珊,在这里又杀了3000左右,为当地人留下了一笔结算不清的血帐。

  四个月后,第一支队移防距榆树湾不远的怀化镇。先是怀化驻有黔军一个守备队,为争防地,双方前哨已经多次奉命相互开枪攻击,都企图用武力迫使对方让出防地。每次冲突结果,双方互有死伤。打了停,停了又打,两方头脑拿士兵的人命打赌。最后,守备队方面被迫撤出怀化。

  一听说移防,各处营房附近便一片混乱。传事兵满头大汗在街上跑,副兵抱着许多长官要用的香烟跑,急着向乡绅辞行的师爷也跑;司务长从各杂货铺里急进急出,后面跟着一串杠各样杂物的火伙,银钱铺挤满兑现的士兵;一些小副兵站在街上嚼板栗花生,见到军官也懒得举手敬礼;营房前挤着向士兵讨女儿风流债、讨面账、点心账、酒账的人,到处响着各营连集合的号音,马嘶人喊,毫无头绪可寻。沈岳焕也像没头苍蝇似的,这里撞,那里钻,各处去凑热闹。

  队伍终于开进了怀化镇。各家屋檐上已挂起大大小小的欢迎旗,路边看热闹的小孩大睁着眼睛,锤子里的生意人停下手里的活计,估量这新来的军队。这些因为没放枪就占领而感到无味的士兵,这时正用眼睛搜寻住家门户里的女人。沈岳焕正随队走着,前后忽然起了低声:“哟——,啧啧!”

  “老弟,对呀!”

  “哥,回过头去,这边又是!”

  “辫子货!”

  “招架不来,我要昏了!”

  “以前好他娘的守备队!”

  “看,看!”一个士兵用手触了一下沈岳焕。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一个个小的白皙面庞缩到铺台下去了。这一瞥而得的印象,使沈岳焕对这些士兵起了莫名其妙的同情。

  怀化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沈岳焕随队住进本地的杨家祠堂,这一住便是一年零四个月。军队在这里无其他事可做,成天仍是“剿匪”杀人。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又杀了200多人。每次人犯抓来后,照例是先过堂,军法长坐当中,戴一副墨镜,一脸杀气。旁边坐一录事,低头录供。军法长先看团上禀帖,问过犯人年龄姓名,便突然生气,喝一声“不招就打!”于是在喊声中,那人被按倒在地,打了一百。然后再审。

  “他们说你是土匪,不招我打死你!”

  “冤枉,你们害我。”

  “为什么他们不害我?”

  “大老爷明鉴,真是冤枉。”

  “冤枉冤枉,我看你就是个贼相,不招就再给我打!”“救命,大人!我实在是好人,团上害我!”

  于是按倒再打。为逼出口供,他们用木棒打犯人脚上的螺丝骨,几下就敲出骨髓来。又用香火熏鼻子,烧胸脯,用铁棍上“地绷”,“啵”的一声将犯人的脚扳断。犯人受刑不过,便胡乱招出口供,任录事记在公文纸上。这时沈岳焕已是司书,每次过堂时,他都站在旁边,等候录事将记录交给自己整理,然后再交军法长存案。

  过堂多在晚上,第二天便是杀人。一到杀人时,那些据说很有学问的副官、书记官、军法长,全都急匆匆跟着士兵跑去观看。刽子手一刀将人头砍下后,便拿刀大踏步走到集上各屠桌边,照规矩割肉,一次就可以得六七十斤肉。看热闹的军官、士兵回来后,照例是议论杀人:那汉子下跪姿势不对,做匪没有经验。若有经验,应该单腿下跪,有重伤便盘膝坐下。——头落后才能仰天倒下,死后方能投生。连这点都不懂,单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算不得完全角色。……跪下地后必须伸长头颈梗刽子手一刀才砍得利索。……那刽子手好刀法,一刀一个,真有本领!也亏那死的将颈梗伸长,不是一个缩头乌龟……。

  等到下一个人犯被处决,有了新的话题,他们便不再谈论先前的那个。每当听到他们的议论,沈岳焕心里就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们杀了人,即刻就忘记了,被杀的家中大概不久也会忘记家里有人被杀的事。大家就这样活下来。虽然刽子手回营磨刀时,夜里总要买一百纸钱,为死者焚烧,也只是一种“规矩”。他联想起白天在街头见到的情景:几个士兵正从乡下归来,中间夹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挑着两颗人头。不用问,这人头照例必是这孩子父亲或叔伯的无疑。后面又是士兵,押着捆着的人犯,或挑着一担衣箱,牵一头耕牛……。想到这里,沈岳焕心里有点难过。可为什么难过,他却无法想得明白。

  突然,在沈岳焕住处旁边建起关人犯的木栅栏,凡关这里的人犯,就交沈岳焕几个人看守。这些被关的人多是“肥猪”要逼着这些有钱人交出钱来。交出了指定的数目,被关的人就可以大摇大摆走路。这是军队不可少的一项出息。于是大富户抓了又抓小富户,直到无可再抓。也有为仇家陷害的。一天,这栅栏里关进一个年轻人。这个长得极英俊,为人又和气。被关押期间,他将家里带给他的板栗、红薯分送给沈岳焕等人吃,又会吹箫,能吹“娘送女”和其它各种各样曲子。当守兵弄来一只箫给他吹时,沈岳焕痴痴地听了半天。于是看守者与他有了一种亲近。他在家排行第二,大家便喊他作“二哥”,又从他口里得知了他被抓的缘由。他是被仇家陷害的。早先,他的祖母曾许配给仇家,后来毁了约,两家为这事打了一趟堡子,①各自死了许多子侄。仇家遵祖上遗训,要拿他报仇。既然有了交情,又事出冤枉,大家便替他到上司处说情。结果同意出100块“乐捐”放人,并答应让他回家稍作准备,就来队伍上当兵。谁知出去后第四天,就传来了坏消息:“二哥”回家后第三天晚上,来了几个脸上抹锅灰的人,将他从家里拖走。第二天在坳上就发现了他的尸体,手脚和头被砍下,挂在一株桐子树上,显然是仇家所为。这事很使沈岳焕伤心。

  这事过了不久,队伍里又出了逃兵。一个姓罗的什长,拐了枪逃走,被抓获。因保证交出三支枪以赎其罪,得营长宽大处理,用铁镣锁脚,仍在营房里留住下来。那天晚上,他让一个火伙作陪,到外面园圃里大便。那火伙在园门口等了半天,见仍无动静,叫他也不答应,一想事情不妙,便大声喊了起来:

  “逃脱骡子了,逃脱骡子了!”

  营长得知消息,立即悬出300元赏格,派士兵分头去追。沈岳焕和一些士兵充作一路,拿了器械,点燃火把,向后山追去。他的心轻轻跳着,感到一种兴奋,怀了一份希冀。他不为赏格,因为赏格能否兑现实在难说;也不认为非把那逃兵抓住杀死不可,他与他丝毫没有仇怨。仿佛这是一场游戏,不必害怕有什么危险。逃兵脚上戴有铁镣,行动不便,自己这边人多,手上又持有随时可致人于死命的器械。他只感到,这逃兵如果由自己最先发现,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事。

  但搜寻结果却让人失望,他们只得空手而归。可是,等他回到住处,就得知逃兵已在另一条路上被逮住。第二天,这逃兵就被杀了头。有三个士兵是这个逃兵的朋友,曾帮他逃走,也受到牵连。照规矩这三人也该死罪,营长却突然饶他们不死,只各打五百,送进牢里,算是“运气”好。

  见自己身边这些人,死的猛不然就死去,活的又偶然活下来,沈岳焕感到了生死的莫测。他想起不久前,一个士兵半夜爬起来,砍了同班士兵七刀。到后问他为什么杀人,回答说:“他骂了我的娘。”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理由,大家都相信了。——按照湘西人的习性,凡无缘无故将辱骂加在别人身上,是免不了要用血去洗刷的。而且,凡轮到死的,无论是“土匪”还是逃兵,临死前似乎都不感到多少痛苦。大家全相信死亡能否轮到自己头上,全都是“命”。明白死亡已派定到自己头上时,谁都不缺少那份镇定与从容。在这些人中,相信自己还不如对“运气”、“命”的信托。想到这些,沈岳焕觉得有一点什么堵得心里发慌。

  赏格发下来了。捉住逃犯的一组,得三分之一,其余出了力的分三分之二。得了赏钱,大家又围在铺子上赌起了牌九。望着他们兴高采烈样子,沈岳焕心里起了一点怀疑:为什么营长出300块钱,一定要把那汉子捉回来?捉来就杀了,大家又拿这钱赌博,究竟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一切都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就勿须再加说明,也不必再问了。至于这“规矩”由谁作出,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谁也没想到要弄弄明白。沈岳焕想弄明白,却终于无法弄得明白。

  大约是在驻防榆树湾时,沈岳焕和他的堂兄沈万林分到了一起。沈万林大沈岳焕七岁,在军队里任弁目,属少尉级。他之于沈岳焕,半是堂兄半是妈。沈岳焕的睡眠、饮食和其它一些琐事,均得到他的照料。每天早晨5点,他都照例去摇醒沈岳焕:“弟弟,点名了,快快,你听号音!”由于闲暇时间太多,沈岳焕有时也拿笔学写楷书,他便指导沈岳焕练字。他临过黄山谷的字帖,从他那里,沈岳焕知道了陆润庠、黄自元以外许多书法家的名字。

  沈岳焕只羡慕他的那套少尉级军服,在那上面生出许多幻想。

  平时,军队里官兵军阶的不平等,早已使沈岳焕感到了许多委屈。不消说士兵违犯军纪,轻则罚站,重点的,军官便不由分说按倒打屁股。就连上街,军官们穿着马靴,高视阔步,“柝柝”在街中心走,自己远远就得预备敬礼,待军官近身时,得赶紧向路旁一闪,霍的一个立正,将手举到帽檐边去。那些刚刚爬上去的司务长、副官一类,为体味刚升官的荣耀,尚能高兴亲切地回礼,若是那些“校”字号的,或骑马,或步行,或站正,眼睛总是看着前面的虚空,只当没有看见。即便回礼,手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挥挥。倘若他们遇见的比自己官阶更高些,或即刻跳下马,或闪到路边,动作敏捷,态度谦恭,举手行礼,一丝不苟。堂兄是少尉级,若能穿上这套黄色军服上街,虽仍免不了敬礼,至少也可以用获得的尊敬,将受到的屈辱拉平。

  可是,沈万林总是认真地劝他:“一个弁目,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作,不值得你眼红。你应该作副官长和更像样一点的。发狠一点练字,将来会成名家的,不单是可以卖钱………。”

  这话很对沈岳焕的胃口,从此发奋练字。每天空闲时,周围的人们,或是一面围着烤火,一面闲谈;或是打扑克、赌钱,各人口里咒爹骂娘;或是蒙头大睡,鼾声高低起伏……,沈岳焕总要伏在旁边一张桌子上埋头练字。

  沈岳焕刚从副兵升为司书时,书记官很瞧不起他,常常变着法子从沈岳焕工作中挑刺。事后,沈岳焕便去找堂兄叙说心里的委屈。每当这时,沈万林便赶紧用手掩住沈岳焕的口:

  “弟弟,受点委屈要学会忍耐!”他咬着牙,极力掩饰自己为沈岳焕所抱的不平,“要自己努力!……”终于不能再说下去。两人相处一年后的一天,沈万林一早跑来向沈岳焕辞行,说是要押送600块军饷回凤凰。他极高兴地告诉沈岳焕,自己已用补发的欠薪,给母亲换了一只金戒指,给家里妻子打了一副金耳环。与他同行的,有陈士英兄弟二人和唐仁怀以及一位会赌钱的痞子副官,这次他已赢了400块钱回家。沈岳焕便托他带一个包袱回家,里面有不能再穿的衣物,以及每日临摹《云麾碑》积下的40多张大字。

  沈万林走后第四天晚上,沈岳焕伏在秘书处桌子上抄写一份公函,译电处的译员正和一个姓文的秘书在旁边下棋。不久,一个传事兵送来一份电报稿交译员译出。译员接过电报稿看了一遍,忽然用手搔着头,脸上即刻变了颜色。这时,正巧副官长走了进来。译员突然叫道,“副官长,他们全完了!”接着,他抓起电报稿,结结巴巴念道:“辰州,司令鉴:五日来差……万林等行至马鞍山为匪杀毙。二人死,一重伤。匪即其同伴陈士英兄弟,已请防军缉,特闻波叩。”

  第二天,消息来得更确切。沈万林和唐仁怀当即就断了气,重伤的是痞子副官。凶手是陈士英兄弟二人。

  原来,陈士英兄弟与痞子副官有仇,商定在路上找机会报复。他们平时与沈万林关系不坏,起初还曾在沈万林处作过客。由于担心沈万林告发,就下狠心将其一并了结。结果,两个作陪的死去,仇人反到获救。后来,沈万林带给母亲和妻子的金饰,成了自己的殓葬费。沈岳焕托他带回家的40多张大字,母亲怕见物伤心,终于也全烧掉了。

  听到堂兄死讯,沈岳焕极其伤心。吃饭时,他跑到副司令官面前,大哭着请求立即捉拿凶手报仇。然而,人死终究不能复生,堂兄那熟悉的身影和他所给予的温情,只能长留在沈岳焕的记忆里了。

  这时,湘西联合政府内部,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起初,第一军由田应诏节制。此人治军无方,并且不思整军经武,却花了许多钱在凤凰傍河修了一座新式花园,以纪念他的母亲,常常与幕僚在花园里饮酒赋诗。而张学济第二军实力尚厚,故沈岳焕所属第一支队尚能占领芷江东乡一带有优势地位的防地。此时,田应诏已将第一军指挥权交给了手下一位团长陈渠珍。陈渠珍读过不少书,头脑新,能干聪明,接手第一军指挥后,力图自强,军力大有振作。而第二军由于内部成份复杂,无力团结,张学济又在军事、财政两方面面临重重困难,而第一支队“清乡剿匪”,又只知道杀人,在地方上声誉极坏。1919年底,陈渠珍率部从麻阳开过,直逼怀化。第二军感到极大压力,又无力抵抗,便不得不退出芷江一带防地,向沅陵方面撤退。

  这次撤退与上次移防怀化时情形自又不同。官兵上下一片惊慌,时时感到身后有人追来。怀化镇除了祠堂和庙门,街上各样铺子和住家大门,都紧紧关闭起来。警察不敢再站岗执勤。团防局的山炮,已经移到局门前安放。街上急匆匆走的都是兵。此时,他们思想出奇地一致,见到任何一点值钱的东西,就顺手捞走;脸上交织着既凶恶、贪婪,又盲目、恐慌的神情,全身关节不由自主地起着痉挛。

  其时正值严冬,天上飞着鹅毛大雪。沈岳焕同其他士兵一样,用棕衣包裹了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匆匆赶到河边,匆匆上船,浮到河面上。五天后,第一支队又回到了沅陵。到沅陵后,第二军仍然呆不住,于是以“援川”名义,开到川东、鄂西一带就食。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年关已过,春天过去又是夏天。可是,第二军的日子却不好过,一到川边便与当地民众接了火。8月间,队伍开到鄂西来凤,又与当地“神兵”和民兵发生冲突。一个早上,来凤的“神兵”和民兵乘第二军官兵熟睡之际,手持斧头、菜刀、锄头,潮水般涌入兵营。全军除一个团先行过龙山布防外,自参谋长、秘书长、军法长、旅长、团长、营长以下官兵,全数被杀毙。这支杀人以万千计的军队,终于没能逃脱命定的厄运。

  队伍开拔时,沈岳焕因人小,和20多个老弱病残官兵,在沅陵留守,办点后勤杂事,终于在这场劫难中死里逃生。

  第二军既然已经覆灭,留守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920年9月,在得到军队覆灭消息的五天后,沈岳焕领了遣散费和随身护照,回到了凤凰家里。

  后来,他回忆这一段行伍生活时说:我呢,一事无成,军队里这里那里转着圈子,但张起眼睛,看那些同道朋友,一个两个在光头子弹下丧失了生命,在别人的呐喊声里就让自己逃下来;在我的呐喊声里又看到别人一样的作出可笑的神气逃去。自己跑,看人家跑,两者的循环,使我对人生感到极端的疲倦,然而还是转,还是转!①沈岳焕刚刚独自走进人生,就置身于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生命全在死亡的铁磨下旋转,生与死全是那样突然。全不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们自己作主,他们也不曾想到要自己作主。他们的理性世界一片荒芜。死的无声死去,活下来的,就那样昏天黑地活着。被杀的十分愚昧,杀人者也极其愚蠢。不明不白地杀人,又不明不白被人杀。然而,在当时,他们(包括沈岳焕在内)全认为这一切只是“照习惯办事”,“十分近情合理”。到沈岳焕意识到这是“许多人类作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应当是几年以后的事。然而,这一份血的经验搀入到他的生命里,再也无法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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