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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轩自传(3)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掌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没让我去。

  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后来住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

  尚师一天到晚总是那么精神,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对于这一点,越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

  孙禄堂(注8)的《八卦拳学》上写道:“……近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注9)说拳术可以练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境地,当时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云祥,找不出别人。

  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的师弟是郭云深。孙禄堂是郭云深(注10)的传人,他曾施展腿功,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多家报纸报道,有盛名。

  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后来唐师跟我说:“别比了,你跟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

  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里最重的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薛颠非常爱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双龙眼盼顾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鸡形(注11)。

  他是结合着古传八打歌诀教的,蛇行是肩打,鸡形是头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义传的,是他从山西学来的。其中的蛇行歌诀是“后手只在胯下藏”,后手要兜到臀后胯下,开始时,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简略一谈,希望有读者能体会。

  薛颠管龙形叫“大形”,武林里讲薛颠“能把自己练没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时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里有他,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这次一连教了几天,我离去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名《象形术》(注12),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试手,一晃就倒。回来后,尚师问:“薛颠教了你什么?”我都一一说了。

  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做,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于做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美国鸭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洞,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干什么都是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揣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后,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谁叫你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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