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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四大寇”


  这段时间,孙中山结认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位叫郑士良。郑士良少有大志,习武术,曾在德国教会办的礼贤学校就读,也信奉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学习,他是接受孙中山救国思想宣传的第一个人。孙中山对他评价颇高,称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

  尤列是孙中山在这个时期结交的另一个革命知己。尤列是广东顺德人,幼年受业于同乡名儒陆南朗。陆南朗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每次谈及宋、明亡国痛史时,总是热泪盈眶,悲伤不已。尤列游历过许多地方,对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痛恨不已,反清意志更加坚定。尤列到博济医院访友时结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尤列日后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重要帮助者之一。

  1887年9月,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香港西医书院是曾留学英国的何启博士为纪念亡妻而创办,学院移植英国医科大学五年学制,第二任教务长康德黎博士很器重孙中山,后来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也正是得到这位康德黎博士的全力救助,这是后话之一;西医书院有四个名誉赞助人,其中一位是李鸿章,李鸿章当年还曾在信中称赞这个学校:“将使知识由黑暗转为光明。”这也是孙中山后来上书李鸿章的原因,此为后话之二。

  1888年3月24日,孙达成病逝,孙眉已于数月前父亲病重时,回老家侍奉。至此,兄弟两人言归于好。孙眉对弟弟依然爱护备至,凡其所需学费,都毫不犹豫地供给,使孙中山全神贯注于学业而无后顾之忧。

  孙中山先后接受中西教育达20年之久,尤其他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西式教育,对他的一生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孙中山无论在檀香山、香港及广州漫长而艰辛的求学历程中,一切费用开支,几乎都是长兄孙眉负担。从这一点讲,孙眉,这位站在孙中山身后的人,功莫大焉。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年来,长兄孙眉一直是孙中山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孙眉先后共拿出了70万美元支援革命,最终几乎倾家荡产,而辛亥革命后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

  在香港学医期间,因政治环境比广州宽松,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大谈反清言论,被人称为“四大寇”。但当时他们所从事的还只是“谈论”革命,而并没有实际地从事革命。

  西医书院五年半的读书生活是孙中山生活较为稳定的时期。当时是达尔文去世五年后,进化论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崭新的思想无疑也使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孙中山深受影响,他经常读《进化论》或《法国革命史》至深夜。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西医书院成绩簿显示,从创办到1913年并入香港大学停止招生为止,在统考的12门科目中,获得10门以上荣誉成绩的只有两位,孙中山即是其中之一,而综合成绩最优异的只有孙中山一人。

  少年时期在夏威夷的经历,让孙中山萌发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让自己民族的同胞也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而在香港的5年读书生涯,则使他对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想。但客观而言,那个时期的孙中山,对于目前中国的忧虑以及未来中国的前途,都只是朦胧甚至肤浅的想法。他仅仅主张推翻清政府,但诸如用什么方式推翻,以及要建立什么样的汉族政权等,尚未形成清晰的想法,而只是具有反满思想,期望恢复汉族政权。

  “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孙中山这样概括,这也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决定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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