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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醴陵起义


  1906年秋,中国中部闹灾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特别严重。9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按总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长沙的同盟会会员魏宗铨一道发动萍乡、醴陵、浏阳一带的洪江会党,以“灭满兴汉”为号召组织起义。

  10月初,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开始采取行动,突袭麻石机关,缉拿捕杀会党头目。

  12月4日,在会员意见不统一、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发布了《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浏阳的会党、萍乡的矿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起义军达到三万多人,震惊了长江南北。

  这次起义是会员而并非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后,刘道一曾密电东京,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12日,在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12月13日,清政府电令张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在清军重兵镇压下,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经过半个月的奋战,以失败告终。起义领导人刘道一、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次年1月,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而在国内,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之洞、袁世凯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

  考虑到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形成的影响,又顾及本国在华利益,日本政府于是采取秘密赠送旅费的方式,并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原本就计划南下组织起义的孙中山表示同意,东京的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听说这个消息,也赠送一万元,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孙中山万万没有料到,这会成为日后他经历的一个惊涛骇浪般的“倒孙风潮”的源头,此为后话。

  在筹集经费方面,孙中山还有过两个比较有趣的小插曲。

  1905年6月,孙中山准备结束欧洲之行从巴黎返回日本。留德学生会会长宾敏陔记述:孙中山从巴黎来信,让“速筹速汇”,以便启程。接函后,几个留德学生,“彼此切实核计,算二等船费若干,由巴黎至马赛二等车费若干,统计汇去佛郎二千元”。不料没几天接到汇款的孙中山来电训斥,说:“吾乃中国革命领袖,若以来函所云,车船以二等计算,有失中国革命家脸面,绝对不可,望再筹汇。”宾敏陔与其他几位留学生领袖都不是什么富人,平时也不敢同人讲革命二字,他只好将会金2000多马克(合3000法郎)汇去,孙中山才得以成行,宾敏陔在剩下的两年内省下饭费陆续归还了会金。

  1906年冬,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经费,孙中山想起了与他有一面之缘的一个朋友张静江。

  当时任清驻法使馆商务随员兼巴黎通运公司经理张静江,在法国轮船上获悉孙中山同船,便拐着一条残足,主动走访孙中山。张静江对孙中山说:他深信非革命不能挽救中国,而自己在法经商,愿意助先生一臂之力。他把名片给孙说:“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孙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孙中山十分高兴,与张静江约定了通电的暗号:即给张发去“ABCDE”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2、3、4、5万法郎。来电只写暗号,不必说出原因,他也会如数汇去。

  当孙中山日后提出找张静江一试时,黄兴不信,但病急乱投医,还是让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人听说此事,或笑孙幼稚可笑,或说孙滑稽荒唐,或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不到20天,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汇到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令孙黄大喜过望。孙中山称赞他是同盟会时期“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后来被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当时像他这样一位政府随员和富商,也愿意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确实是革命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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