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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仍试图作最后的努力,1911年11月1日,清皇族内阁辞职,被罢黜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袁挥兵南下,占领了汉阳。与革命军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方面对清廷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却对其亲信的前方将领指示要“计出万全”,不可轻易督师进攻,要“慢慢走,等等看”。清廷和革命党人都在努力拉拢袁世凯,而袁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抬高自己身价,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早在10月19日,袁世凯电召自己的幕僚刘承恩从襄阳赶赴河南彰德,希望刘利用与黎元洪的交情来代其游说。刘承恩于是带话给黎,称袁可与革命军合作,不久就可以进行和平谈判。这应该是袁第一次传递出议和的信息。黎元洪在收到刘氏的信函后,“问大众应如何答复,一般同志均主张置之不理”。

  当被清廷委以重任的袁世凯督师南下时,他又一次致函黎元洪。这一天,袁的两位代表刘承恩与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抵达武昌,要求承认君主立宪,与黎元洪代表汤化龙等议和。而黎元洪回复袁的信函,也由刘、蔡二人带回北京。此为南北议和正式开始接触。约11月下旬,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又派同盟会员朱芾煌为代表赴武汉,试图与黄兴有所接洽。清军第一军总统冯国璋不明真相,将朱抓到,直至袁克定亲自写信才获救。

  袁世凯在秘密与南方革命党人单线联系的同时,又通过与其联系密切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提议停战议和。

  此时,奄奄一息的清廷对袁世凯也言听计从。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借口非常时期、整理军事的需要,取得了京畿周围各路军队的指挥调遣大权,同时改编和掌握京师禁卫军,让自己的亲信冯国璋担任统领,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皇族掌管的京师禁卫大权。接着宣布停止各部衙门的“事权”,一切均由内阁办理。摄政王载沣监国,亦以与“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不合为由,奏请停止了他的职权,令其归藩邸休息。

  至此,袁世凯实际已掌握控制了清廷的全部军政大权。他从多种信息渠道得到反馈,只要他能逼迫清帝退位,南方就可以选他担任临时大总统。

  实际上,当时在革命党中也普遍存在着一种认为袁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态。这种认识在当时的革命军和临时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和议的呼声很高。1911年12月2日,由代表会议正式讨论决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袁世凯闻知消息,决定正式举行南北议和。革命军推举伍廷芳为和议代表,袁世凯派了唐绍仪上海正式举行议和谈判。议和谈判从12月18日开始至31日,共进行5次会议。但孙中山12月25日自海外归来,后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下子打乱了袁世凯的部署。谙于政道的袁世凯态度忽明忽暗,让革命党人一直被他所牵制、左右。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以来以“排满”为第一目标,排满目标一旦实现,他们的主要任务也就完成,对于建立和发展新的共和政权,缺乏应有的思想、理论、组织准备。黄兴本人亦多次表示,和立宪党人旧官僚相比,自己能力与经验皆不足。他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苍生霖雨,群仰明公……”这并非完全是客套的谦逊之辞。

  不仅黄兴如此,孙中山经过一个多月临时大总统的折腾,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议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去完成。“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孙中山、黄兴的思想状态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革命党人的心态。

  1912年1月14日,唐绍仪奉令致电伍廷芳,说明清廷正在筹商有关退位事宜,再次试探孙中山的态度。孙中山答复:“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这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到半个月之内,第二次有关“如袁反正当举为总统”的公开表态。袁氏犹不放心,又指派多人到南方进一步摸底,并得到孙、黄的再次保证。加之张謇、汪精卫、杨士琦、唐绍仪等纷纷要求袁痛下决心,立即筹商清帝退位。至此袁世凯也认为时机已成熟,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此时,以英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公开表态对袁世凯的支持。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找不出一个比袁更能干的人”,“是能使中国避免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唯一力量”。相反,他们认为孙中山是好说“大话”、“空话”的政治家。此前,南京总统府以外交总长王宠惠的名义,正式照会各国:已建立临时政府、选举临时总统、组织内阁,请求各国承认。但这一要求被列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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