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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案”犹豫不定的国民党


  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作访日之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中止访问,于1913年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孙中山等人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随至黄克强(黄兴)先生家,相见泪下,谓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

  孙中山此前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这时已完全破灭,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他力主起兵讨袁。但与会者中除戴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

  此时的国民党已非在野时的同盟会,冒险犯难的精神已大不如前。握有兵权的同志大都作了各省都督,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对孙中山的讨袁指令大都借故推脱,坚决支持的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和上海的陈其美,武力解决的事遂耽搁下来。由于赵秉钧拒绝上海特别法庭的传讯,法律解决也陷于停顿。

  4月26日,南方革命党本已燃烧的怒火又被浇了一桶油。袁世凯为了筹集军费对付国民党,不顾各方反对,未经国会讨论通过,便完全接受银行团所提的苛刻条件。当天夜里,由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滨正金五银行代表违法在北京签字,共借2500万英镑,名曰“中国善后借款”,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为担保。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得讯后阻拦无果,遂以议长资格通电,不承认借款合同。

  1913年4月29日,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电反对借款。5月3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合通电“各省政府和人民”,要求禁止银行团借款给北京政府,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表示了同一立场,但在当年各省都督,表示反对借款的只有他们4位,而通电赞成者则有17省的都督。

  实际上,早在国民党内部对待袁世凯态度摇摆不定时,袁世凯已开始了一系列应对之策。5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南方的军事,宣称要“除暴安良”,严厉指责孙、黄等人是“捏词耸听、淆乱人心”;陕西都督张、山西都督阎锡山、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与河南都督张镇芳等联名通电,指斥黄兴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横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其中张凤、阎锡山都是国民党人,表明国民党已经分裂。

  在完成军事部署后,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了逼迫南方首先发难,以中央名义,先是解除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以自己阵营的黎元洪代之,接着又罢免了胡汉民与柏文蔚;与此同时,袁世凯拟定军事计划,三路大军向江西、安庆及南京出发。袁当然知道革命党人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而是一定要反抗,这样中央对南方用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

  果然,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此后数日内,国民党控制的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及重庆的部队川军相继响应,一时间颇有声势,似乎要重现辛亥年的局面。

  但实际上,形势已与当年大不相同。满清政府退位后,全国人心思治,希望国家早日走上安定建设的轨道。宋案的发生虽使举国哗然,但多数人认同由法律解决。至于国民党方面,由于许多杂牌小党的加入,已成为一个谋求政治利益的俱乐部,就是原来老同盟会的同志,大多以为大功告成,转而热衷于仕途名利。所以国民党声势虽大,但肯于跟孙、黄反袁者甚少,其中又多犹豫动摇者。内部分歧,举事仓促,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起义各省的部队,在兵精饷足的北洋军面前,望风披靡,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就溃败。孙、黄及革命同志们只得东渡日本再度流亡。革命党人原有的地盘悉数为北洋所接收,北洋的势力第一次越过了长江。

  为了获得当选总统的足够选票,把中间的进步党人(5月底,与国民党相对立的黎元洪的共和党、章太炎的统一党与梁启超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从国民党中彻底分化出来,坚定他们的拥袁立场,袁世凯还特地挑选了进步党人的熊希龄,由他组成了所谓“一流人才内阁”。“一流人才”,主要是指内阁成员多为政坛名流,如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

  10月6日,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总统投票选举,本来袁世凯已将对手打尽,当选不成问题。但他仍然担心当天不能选出来,就在议员都到会之后,操纵了数千人,号称“公民团”,包围了议会,声称不选出总统不准议员出来。投了两次票,袁世凯都没有得到法定应得的选票,被关在内的议员们人困马乏,直到晚上才被迫选袁为总统。这种卑劣的做法也成了历史的一大笑料。

  袁世凯后来更加明目张胆,他先取消了国民党议员资格,各省议会也纷纷取缔国民党,于是,自辛亥以来国内最大政治势力的国民党土崩瓦解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更是直接解散了国会。自此,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中国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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