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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约法之争与南下护法(1)


  孙中山在日本得知国内反袁消息后,甚为振奋。因为担心中华革命党仍不够强大,所以他决意回到国内,亲临指挥这场保卫共和国体的斗争。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张继等由日本启程返沪,同时还向在美国的黄兴也发出了邀请。为了保护共和,孙中山尽可能地团结各派。他同意仍然使用民国建立时决定的五色旗国旗,而不是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规定的青天白日旗。他不去为个人地位作任何考虑,只要求坚持民国元年的约法。一直反对革命党的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这个主张也表示赞同。

  1912年3月12日,孙中山公布了经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首部宪法,它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是袁世凯掌权后,便开始破坏临时约法,1914年5月,他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代替临时约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作为袁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发布通告,根据袁氏《中华民国约法》,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孙中山和黄兴在上海通电反对;国会议员也发表宣言,不承认根据袁世凯的约法继任;南北军界各派人也表示反对。在各界压力下,国务院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不得不放弃袁世凯的约法,黎元洪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重开国会。新旧约法之争随之结束。

  但北京政府并未就此安定下来。自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后,两人矛盾不断,被称为“府院之争”。到1917年,“府院之争”的焦点集中到对德问题上。

  1917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燃烧了3年之久。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想借机扩大势力,其真实目的在于以此和日本挂钩,借机取得日本的贷款和军火,并接收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而孙中山认为“参战”一事关系到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前途大事,因而主张“除严守中立外,不能望有他种行动”。孙中山又致电北京的参、众两院,希望不要加入协约国。但赞成他主张的只是一部分中华革命党党员。这一年春夏间,孙中山与朱执信、胡汉民等人经多次讨论后,决定由孙中山口授内容与观点,由朱执信执笔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一书。此书从世界形势、各国间利害冲突以及中国政局,反复说明了中国参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意义远远超出了有关参战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全面表达了孙中山对于当时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理论和思想。

  到了1917年5月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日益激化,各种反段力量呈结合之势,他们要在众议院开会时,否决对德宣战议案。闻听此讯的段祺瑞在5月10日策动了一个3000人的“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强迫议员通过政府宣战案,反对宣战的十几位议员被暴徒殴伤,议员被围困达10小时之久。如此恶劣的行径激怒了议员们,会议中止,各部总长也先后辞职,内阁只剩下了段祺瑞一个人。

  5月11日,孙中山与唐绍仪、章太炎、唐继尧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惩办滋扰国会的伪公民团,段祺瑞又唆使督军团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因此免除段祺瑞职务,让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在段的指使下,安徽、河南、山东、奉天、陕西、浙江、直隶等省的督军相继宣布独立。

  无力对付督军团的黎元洪求助于有重兵驻扎在徐州的安徽督军张勋,请他到北京保护自己。张勋6月7日率辫子军5000人自徐州动身,到天津后却逼迫黎元洪3天内解散国会。9日,辫子军开始进入北京。引狼入室的黎元洪无奈宣布解散国会。翌日,张勋又把康有为叫到北京,住在张勋的私邸,共策复辟清室。

  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入清宫拥立清废帝溥仪再次登基,并将国号改称为宣统九年。消息传出,各省的督军及各界人士一致声讨。段祺瑞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打败张勋,这出复辟丑剧仅生存了十几天便匆匆退场。

  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于7月4日召集在上海的唐绍仪、程璧光、章太炎等人商讨讨伐叛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主张成立临时政府,决定邀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并致电国会议员,请他们南下护法。7月8日,孙中山乘“海琛”舰由上海赴广州,着手组建军政府,准备在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

  7月19日,孙中山电请国会议员南下开会,并致电段祺瑞,揭穿他非法复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对孙中山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自认是“再造共和”,不再召集国会,反而修改了国会组织法,重组国会。于是国会议员纷纷南下,25日,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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